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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在唐代的地位(二)
   www.jrsx.com.cn        发布者:admin  发布时间:2008-3-31

  二、名列前茅的农业和手工业

  唐王朝是在隋炀帝的统治极端残暴,从而激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终于导致隋朝灭亡的情况下建立的。经过这样的历史事变,如何治国安邦,唐太宗和他左右的朝臣作过多次讨论。他们总结各个朝代兴衰的经验,特别是吸取隋朝覆灭的教训,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唐太宗说:“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他表示要“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贞观十二年(638年)二月,太宗从洛阳到河东安邑祭祀禹庙,蒲州刺史赵元楷让当地父老身穿黄纱迎接车驾,极为华丽地装饰廨舍楼观,并且宰杀很多羊、鱼,招待贵戚。太宗说:“肤巡省河、洛,凡有所须,皆资库物。卿所为乃亡隋之弊俗也。”把铺张浪费、逢迎权贵的作风,提到隋朝灭亡的高度来告诫臣属,反映出“贞观之治”确实有些扫除积弊的新气象。

  唐王朝建立后,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经过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几朝的努力,社会经济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

  推行均田制 均田制始于北魏孝文帝,隋、唐延续下来。唐朝用以均田的土地,主要是隋末的暴政和大规模战争造成的大量荒地。无地的农民通过均田制得到一定的土地。在个别地方,把豪强侵占的大大超过限额的土地分给农民。如贞观年间(627—649年),泽州刺史长孙顺德,因“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这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对土地的兼并有所抑制。

  屯田垦荒 武德初,“突厥数为边患,师旅岁兴,军粮不属”。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表请太原置屯田,以省馈运……竟从静议,岁收数千解”。武德六年(623年),李世民复请“增置屯田于并州之境,从之”。贞观初年,代州都督张公谨“置屯田以省馈运”,朔州刺史张俭“广营屯田,岁至数十万斛,边粮益饶”。到开元、天宝年间(742—755年),屯田范围进一步扩大,在云州、蔚州、岚州、蒲州等地,都进行屯田,绝大部分屯田分布在太原以北。天宝八载(749年),河东道共有屯田131屯(每屯30顷、50顷不等),占全国屯田总数1041屯的12. 5%。这一年,河东道屯田的粮食产量为245880石,占当年“天下屯收百九十一万三千六百六十石”的12.8%。李唐一代,统治阶级对于屯田垦荒是很重视的,直到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先在雁门关以北垦田300顷,进而扩大屯田规模,从云州到振武(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垦田3800余顷,岁收粟20万石。屯田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就近解决军粮,节省长途运输费用。对于开发边疆,增强边防实力,有着重要意义。

  鼓励人口增长 把增加人口作为考核刺史、县令政绩的内容。贞观十三年(639年),河东道有人口998493人,到天宝元年(742年),达到3723217人。100多年的时间,人口净增272万,增长幅度高达2. 72倍。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口数量增长这么快,反映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和农业经济的提高;而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增加,又直接推动着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

  兴修水利工程 河东道在唐代兴修的水利工程共有32项,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这批工程,主要分布在晋南盆地的汾河流域和涑水河流域,晋中盆地的汾河、文峪河和潇河流域。工程修建的年代,始于武德,终于贞元,主要是在贞观至开元年间(627—741年)。唐代的水利工程有两个特点:一是已经形成一批规模较大的灌区。贞观年间(627—649年),龙门县令长孙恕所修“十石垆渠”,“溉田良沃,亩收十石”,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很高的纪录。开元二年(714年),文水县令戴谦引文谷水开凿的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千亩渠等,“溉田数千顷”。贞元年间(785—804年),绛州刺史韦武“凿汾水灌田万三千余顷”,成为唐代的大灌区之一。二是引水技术有新的突破。贞观十三年(639年),并州长史李世勣在太原“架汾引晋水入东城,以甘民食,谓之晋渠”。 建中四年(783年),河东节度使马燧再一次“引晋水架汾而属之城,潴为东煌”。这两次“架汾工程”,据专家研究,是山西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渡槽工程”。

  农业生产工具有许多新的改进,铁制挖土、中耕和收割工具已经广泛使用。尤其是作为主要耕作工具的犁,首先在长江流域出现了新式的曲辕犁,逐渐推广到黄河流域。据专家研究,这种犁轻便灵活,能够调节深浅,控制耕作的宽窄,有利于深耕细作。天镇县聂家沟出土的铁铧,太原晋祠出土的铁犁铧,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种犁铧。

  由于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善,使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农业发展的显著标志,是粮食储备的大大增加。天宝八载(749年),河东道的仓储粮食:正仓存粮3589180石,义仓存粮7309610石,常平仓存粮535386石。按全国10个道储粮数量排列,河东道的正仓、义仓、常平仓储粮数量,分别居于全国的第二位、第三位和第四位。上述次序表明,在唐代前期,河东道是我国的重点产粮区和重点储粮区。正仓是地方官仓,它的任务是受纳租税,出给官禄,补给军粮,其均须上供京师太仓。开元年间(713—741年),“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漕七百万石”。8个州中,晋、绛两州在河东。河北、河南和河东三道是当时上供税谷的主要来源。所谓“输诸仓,转而人渭”,就是上供的税谷经过各个转运仓运到京师。当时设于陕州的太原仓,就是一个转运枢纽。安史之乱以后的乾元初年,河东道的粮食储蓄还很丰衍,除供应军粮外,还有积米100万斛,河东节度使王思礼奏请输给京城50万斛。但到宝应初年,由于吏治腐败,管理混乱,储粮“耗散殆尽”,只剩下陈粮腐米1万余斛,并由此引起局部兵变,杀死代理节度使。在此期间,绛州发生饥荒,军粮供应不足,也引起局部兵变,杀死行营都统。朝廷害怕两处兵变联合起来酿成大乱,遂以郭子仪为汾阳王,坐镇河中,并从京师调拨粟帛数万供给驻绛官军。由于河中军粮经常匾乏,郭子仪乃于大历元年(766年)“自耕百亩”,将校都分别担负不同数量的耕植任务,广大士卒“皆不劝而耕”。这一年,“河中野无旷土,军有余粮”。这从一个侧面看出,安史之乱以后,河东的农业生产,如同整个王朝的统治一样,逐渐走向下坡路。

  山西山多,林草密茂,历来是农耕畜牧并重的地方。仪凤年间(676—679年),设置岚州牧监使,专门负责楼烦、玄池(今静乐县境内)、天池(今宁武县境内)一带的政府养马事宜。唐朝和突厥多次开展互市贸易,以金帛交换马匹。换回的马匹,大都集中在河东和陇右、朔方放牧。天宝年间(742—755年),代理朔方、河东节度使王忠嗣采取高价买马的政策,诸蕃争相卖马与唐,于是唐马益多。而且“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安禄山曾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暗中挑选胜甲的马匹送归范阳,所以,他的兵力强大,足以“倾天下而卒反。”可知当时楼烦的牧马规模是相当大的。

  唐代山西的手工业有很大发展,首先是矿冶业相当发达。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已经开采铁矿或冶铁的县计有:岳阳(安泽)、汾西、翼城、绛、吉昌(吉县)、昌宁(乡宁)、温泉(隰县)、盂、交城、绵上(今沁源县北)、玄池、秀容(忻州)、五台、阳城、黎城。唐代黄河流域的产铁地区集中于河东道,铁的采矿规模逐步发展,采冶地区逐步扩大,铸锻工艺有很大提高。铁不但用于制造农器、兵器,而且用于铸造大型的桥梁工程。开元十二年(724年)在蒲州蒲津关架设的浮桥,“铸八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铁也,夹岸以维浮梁”。无论从历史文献的记载,还是从近年发掘的考古实物来看,熔炼如此庞大的铸铁件,足见当时冶铁业的规模之大、产量之高、技术之精。那个时候,锻造钢铁的技术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著名的“并州剪刀”锋利无匹,杜甫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极为夸张地盛赞:“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

  唐代山西的铜矿开采及其冶炼业也很兴旺。当时,全国的产铜地共有72个县,黄河流域的产地有20个县。河东道的产铜县有:阳城、解县、闻喜、翼城、曲沃、盂县、五台、飞狐(在今河北省涞源县)。闻喜、飞狐有铜冶。此外,当时属于河南道陕州的平陆县,有铜穴48个。宋代欧阳修曾于庆历四年(1044年)在河东考察唐代铜冶遗迹,他“检寻古迹”所看到而未见于唐书记载的,还有稷山县甘祚乡铜冶村、绛县铜冶、垣曲钱坊等。铜的主要用途是铸造钱币。武德四年(621年)开始铸造“开元通宝”,在并州和洛、幽、益、桂等州设置专管铸币的钱监。开元年间(713—741年),“天下炉九十九,绛州三十,扬、润、宣、鄂、蔚皆十,益、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就是说,属于河东道的绛、蔚两州,其铸铜钱炉数占到全国的40%。到乾元年间(758—760年),由于各地的铸钱炉“或隔江岭,或没寇虏,故当时铸钱率倚绛州”。绛州成为全国的钱币铸造中心。太原制作的铜镜成为贡品。

  山西开采煤炭有着悠久的历史。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即有大同附近煤炭自燃情景的记叙。出生于晋阳的隋代王劭曾有“温酒和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气味各不同”的论述。这个论点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进入唐代,随着铜铁冶炼业的发展,必然带动煤炭的开采和利用。开成五年(840年),日本僧人圆仁法师在赴长安途中,曾经目睹太原西山“遍山有石炭,近远诸州人尽来取烧,修理饭食,极有火势”。然而,考诸两唐书《地理志》和《食货志》,却无煤炭开采的任何记载。按照唐制:“铜铁人得采,而官收以税。”即听人私采,官收以税,不曾收税的矿可能不在统计数内。铜铁如此,煤炭也可能是这样:官家未曾开采,民间私采而未上税,故而史书没有记载。

  河东安邑、解县的盐池通称“两池”,是唐代的重要产盐基地之一。岁产食盐万解,主要供应京师长安,并行销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唐代河东池盐的生产,采用“垦畦浇晒法”,即垦地为畦,将卤水灌入畦内,利用日光、风力蒸发成盐,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天然漫生的原始生产方法。这是一个很大的技术进步,既有利于提高质量,又使产量保持稳定。由于河东池盐产量高、质量好、销路广,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财源。大历末年,全国盐利“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而“两池盐利,岁收百五十余万缗”。就是说,河东两池上缴的盐利占到全国的1/4,等于唐王朝财政收入的1/8。

   唐代山西的陶瓷业相当发达,作为陶瓷业之一的琉璃业,无论数量和质量,也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提高。突出的成就是烧制三彩釉陶,即通常所称的“唐三彩”。从太原、榆次、临汾、运城、长治等地发现的遗物,琉璃制品多系俑类和器皿。太原西郊义井出土的三彩堆花瓶、平陆唐墓中出土的三彩虎枕等,无论造型、釉色,堪称艺术精品。唐代的建筑物使用琉璃作为装饰物的也逐渐增多。

  唐代山西的纺织品,以货布(麻制品)最为著名。生产货布的有晋、绛、泽、潞、沁、并、汾、慈8个州,其中潞州的产品被列为贡品。被列人贡品的还有隰州和石州出产的毛毡。

  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名优特产。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山西在唐代共有44种地方产品被列为“土贡”,包括矿产品、金属制品、药材、羽毛制品、麻织制品、皮革制品、颜料、水果酿造品、日用品和工艺制品等。如此门类繁多的贡品,充分反映出社会分工的发展。而社会分工又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商业贸易的开展。当时的太原、平阳、蒲州、潞州和泽州等城市都是商业中心,大同则是互市贸易的边城。从太原、长治出土的陶瓷制品,有许多是河南、河北、陕西以至南方一些名窑的产品,出土的文物还有波斯的银币。这都反映出当时的境内外贸易已经比较广泛地开展起来。

  商业发展的结果,必然带动交通的发展,唐代的水陆交通都很发达。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分为东、西、南、北四条干线通向全国。北线自长安出发,渡过黄河,经蒲州至太原,出娘子关至范阳。杜佑在记述开元年间(713—741年)的交通状况时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在山西境内外,以太原为中心,通向陕西、河南、河北以至塞外,都有官道连接,“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贞观十九年(645年)十二月,唐太宗从河北定州到太原。显庆五年(660年)春,唐高宗和武则天从洛阳到太原。开元十一年(723年)春和二十年(732年)十一月,唐玄宗曾两次从洛阳先到潞州,后到太原,然后南下到汾阴(今万荣县)祭祀后土。皇帝车驾经过的道路,既是军事要道,又是商路。

网络编辑: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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