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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必卿


  在我担任贵州日报社长、总编辑期间,曾与几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有过比较直接的工作关系。池必卿是首先的一位。
  池必卿是中共中央派到贵州担任省委书记的最后一位老资格职业革命家。在他之后,贵州省委书记都是新一代人。
  池必卿生于1917年,贵州是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站。他从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位子上卸任,时年68岁。退到第二线后,进人中央顾问委员会。他在贵州7年的实践与贡献,在贵州史和中国上世纪80年代改革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彩一页。
  池必卿主黔,可圈可点之处颇多,其中有两件大事,堪称他的高峰:
  他是亲手在贵州高原摒弃人民公社旧制度,在全国率先推行以包干到户为标志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改革家之一。他在中央会议上发出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已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史上的一句经典名言。
  他是最为主动自觉地为中青年干部“让位荐贤”的开明老同志。党中央高度赞赏他的风格与胸怀,人民日报为此突出介绍了《贵州省委顺利实现新老交替》的经验。
  我第一次听到池必卿的名字,是在乌江水电站。1978年5月间,我随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去遵义考察。那天,我们在乌江水电站小会议室听取水电九局负责人汇报。北京忽来电话,要马力亲自接。马力接完电话回来便透露:中央通知,贾庭三调回剑匕京任职,调内蒙古池必卿来贵州任省委第二书记,接贾庭三的工作。当时,随行的秘书与部门负责同志们对池必卿其人大都很生疏。后来,从幕僚们互相交换的有限信息中,只知他是老资格,山西人,“文革”前就是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抗战期间,在太岳根据地工作,建国后,在山西与华北管过工业,是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位精于工业管理尤其懂得大型企业的行家。 不久,池必卿来了。我在省委列席会时见到他,第一印象是风度翩翩。他个子高挑,魁梧大气,高鼻深目,戴一副金边眼镜,两眼看人时,炯炯有神。猜想,他年轻时肯定很帅气。他刚来时,保持低调,出席会议,专注听,少插话,少发言。有一回,省委开地委书记会,会上省委统战部部长惠世如发言,说干部反映贵州省委“马力不足”,还说了一些刺耳的话。会场气氛顿然紧张。在那天总结讲话中,马力指出,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不应该附和下面不负责、不利团结的议论。马力讲完话后,请池必卿也说说。我当时在场,心中思忖,这位新来不久的二把手,应该怎么表态呢?!哪知,我见池必卿若无其事,雍容尔雅,“环顾左右而言他”,谈了有关理论学习等问题,好像当天会上就没有发生什么争议与分歧。当时,我真佩服池必卿高明。
  池必卿主持贵州工作,有一个过程:1978年5月18日,中央任命他为省委第二书记;1979年10月14日,代理第一书记;1980年6月23日,任第一书记。他在贵州工作历7年。从我们与他有所接触的人观察,他确实是一个很有个性特点的省委书记,他的处事风格、思维方式、为人准则,都与一般官场大员不同。
  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次全省地、县委书记会,他有一个敞开的口头发言。他在分析贵州省情的时候,以他浓厚的山西口音,富有感情地说:我们要咬紧牙关,三年之内不再讲“形势大好”这样的话。作为新闻记者,二三十年中我列席过无数次省内高层会议,几乎每会必谈形势大好。像池必卿这样,坦率、剀切地要求自己也要求干部三年之内不要侈谈形势大好,在我记忆中可能是绝无仅有。那是池必卿开始实际主持贵州工作之初。当时他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回来;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本有一个省委起草好的讲话稿。另外,他又作了一个口头发言。中心意思是强调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要从过去左的错误、包括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的失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加强调查研究,根据自己的实际制定自主发展的计划。要求全省上下不说空话、套话,不图虚名。下决心咬紧牙关,在全省农民人均产粮没有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之前,不再讲形势大好。要扎实工作,埋头苦干,把贵州经济搞上去,让人民得到实惠。池必卿这时刚来贵州一年,他没有患得患失,四平八稳,看准了问题,出以公心,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说的真话,在党内开了一个实事求是的新风。
  池必卿敢于实事求是,敢于解放思想,敢于独立判断,从实际出发,决定一个省的工作方向的气魄,在处理农村包干到户问题上,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池必卿主黔几年,最大的功绩要算他率先下决心在全省放宽农村政策,实行包干到户。本文前面引用的池必卿那句名言,就是1980年9月间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池必卿与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辩论该不该包干到户问题时说的一句语惊四座的著名警语。1985年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来贵州考察,回忆当年情景,向我绘声绘色地说:“你们省委池必卿当时很激动,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在场听了非常感动。”
  关于贵州省的包干到户,已有许多总结性文章,不必我再赘述了。在这里,我只想讲一点亲身感受到的池必卿当年对农村改革的见识与决心。那是1980年4月8日到5月9日,池必卿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到黔东南自治州与铜仁地区做农村调查。在此之前,省委曾开过书记碰头会和常委会,议定对于当时出现的包产到户到组的现象,采取“承认现状,停止纠偏”的八字方针,并让王朝文省长在全省电话会上讲了这个意见。然后,各常委分头下乡,做进一步调查。池分工去黔东一带。他不要省里和当地领导同志陪同,也不带厅局级官员,只带了几个对农村工作有丰富经验的幕僚参谋人员,统一乘一辆面包车,到黄平、施秉、岑巩、玉屏、天柱、黎平、凯里七个县,直插到一二十个乡村,亲自访问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并与沿途各县委同志交换意见。这次调查我也参加了。未作片言只字报道。一个月里我记录了满满三个笔记本。最近翻开一看,事隔25年,弥觉池必卿同志当时的求实精神与睿智令我钦佩。我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改革史一份第一手资料,也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认识状况与改革勇气的缩影。综合和转述容易失真,乃按自己采访本摘抄有关原始纪录如下:
  4月9日上午,在施秉县讲到出现分田单干、分土到户等情况时,池说:“他已造成这样了,你不要顶,允许他,不是提倡,不是鼓励,我和你一块干,不要绕开,也不要顶。我不赞成单干,还帮助你搞,还得领导。”县委同志说:“1962午时,当时省委常委、省农委主任就说,承认现实,它就越来越蔓延大了,收不拢了。”池说:“那时农民非常惨。现在已经缓了一口气,是不是会稀里哗啦都单干?为什么单干?管理跟不上,没有核心。德江县有个队,逃荒也要分,分了就搞生产。”
  4月17日,在岑巩县委招待所调查组内部研究情况时,他说:“岑巩县开两个口子:一是定产到组,一是分队,可能解放生产力。老怕分队,矛盾不好解决。这个县在这两个问题上,没吃罚酒,是吃敬酒,所以主动。在生产队规模和定产问题上,实质是有恐右症,我们省里有恐右症。去年12月还怕队变小,怕单干。划小了搞好了,生产簌簌地上嘛,单干了吗?岑巩县有领导地干,把领导权拿在自己手里。我们省里是被动的。有争论不怕。应当下决心下去调查,得出结论。党内有分歧,就抓住调查,才不会动摇。”
  5月5日下午,经过深入黎平县重尚区几个村寨调查后回县里,池必卿说:“对包产到户的,不要搞两条道路斗争。暂时稳定,不要纠正。今年生产搞好了,就不要动了。区委担心都滑下去怎么办,提到两条道路,这上(纲)太高嘛。我担心你们重尚区纠单干,会影响今年生产。要十分重视生产关系问题,不要箍得太死,一刀切,不得了。”
  5月8日上午,他与黔东南州委谈话时说:“责任制,联产,省委去年摇摆。9月份没定下来。我们也吃不透,没有讨论这问题。岑巩是县委领着干,搞定产到组,主动放。主动权在党委。全县去年增产比例大的,都是划组的比重大的。所以;看出一个问题,我们党主动干,和被动应付,造成的结果完全不一样。”(以上均摘《采访本》纪录)
  现在再读池必卿当时的这些言论,也许不觉有什么了不起。但经历过中国思想解冻时期的人就知道,当初能够勇敢先走一步是多么不易。
  贵州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走在全国各省前列,带来贵州多年工作主动,池必卿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回忆往事,他很谦虚。1988年,贵州日报开展《三中全会十年》征文,我们派记者专访了时已离休的池必卿同志。他在长篇访问记末尾,亲笔补写道:“农村的包产到组和包干到户,是农民反对大锅饭以治穷治懒的创举,任何人都不应当把群众的创举记在个人账上。首先在一定范围内推进农民这一创举的不是贵州,我们只能说由于贵州当时特定条件,加上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建议,我们才较早地取得了全党认识上的一致,才能在1980年普遍地推行到全省。这样讲比较符合实际。”看出池必卿对于个人的作用,是十分低调的。
  池必卿来黔时已经60岁。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老一代革命者,此前不知经历过多少战火与风浪,不知开创过多少大大小小的局面。花甲之年,受命到贵州这样边远贫穷的省份工作,除了历史责任感与共产党人的良知之外,个人复有何求?“人到无求品自高”。他的这种政治品格,在两个方面表现特别鲜明:一是大胆泼辣,无羁无绊的处事风格;一是热情扶持新进,自己给自己让位创造成熟条件。
  池必卿具有特色的工作风格,应该是长期形成的。对省委书记这顶别人看得很重的乌纱帽,他却漠然视之,不让乌纱帽箍住自己。因此,他干起工作显得底气十足,敢于独立思考,从实际出发,看准的事,凭着一股责任感,一股锐气,义无返顾,务求必成。而对于不必省委抓的事,都让分工的同志与政府独立负责,放手处理。他很少整天泡在会议室里,拉着一班子人‘道泡会,无法正常工作。他把省委工作重点放在政治领导和重大决策上,这就使得他常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自己进行调查研究,独立思考主要问题。他是—个从不自己欺骗自己,也决不让下面同志糊弄自己的明白人。一切官话、套话、空话,在他面前很难有藏身之地。开会,他根本不允许你念稿子,有时连统计数字都会盘根究底,问得地委书记或部门主管人语塞,而他却给你一五一十地点拨得头头是道。池必卿不喜欢开大会。我多次听他说过:我的本事只能与十几个人一起琢磨讨论问题,那种几百人、上千人的大会,我没有本事开,那种大呼隆的会很难真正商量问题。他是喜欢自己动脑筋想事情,在小范围与别人深入从容探讨实质性问题的人。少开大会。还由于他认为,开地州市委书记会,便于上下级之间建立面对面的工作关系,又避免包办代替地市州委的职能,各县工作应由各州市委自己从实际出发具体化,不用省委代庖。每次县书会或省委全会结束后,池必卿都要留下地卅同志开半天或一天的无题会议,由各地与会的同志自由发表意见,提批评,讲见解,甚至发点牢骚,一吐心中积言,省委也向他们提批评,讲看法,上下都讲心里话。这种短时间无题无拘的小会,往往开得生动活泼,起到交心通气、互相理解,最后达到真正的一致的目的。这种效果,是一些正式会议不易取得的。这些,都显示出池必卿的领导艺术。
  池必卿的开明让位,是当时全国省委书记中比较突出的一个。1985年5月12日,人民日报一版曾发表头条要闻《贵州省委顺利实现新老交替》,介绍了贵州经验,着重赞扬了池必卿,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贵在高度的责任感与信任感》。
  池必卿于1980年6月正式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1982年就着手考虑交班问题。那年,他抓了省级机关的机构改革,起用了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大批厅局级的老干部退下第一线领导岗位,他谆谆希望老同志放手,还用了很尖锐的语言说:“扶上马,送一程也就够,还拉着缰绳不放,有什么味道!”而他自身就是最开明最放手的,在省级机构改革的同时,他更抓了省委常委班子的充实调整,向中央推荐了几位年富力强、富有经验的知识分子新生力量。然后他便给年轻干部压担子,让他们早日得到全面锻炼。他把省委日常工作交当时新进省委班子的二把手朱厚泽负责。他对这些新进班子的年轻同志说:“工作你们大胆做,出了问题由我负责。”(见人民日报报道)到了1984年,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考察与实践,池必卿便把省委新老交替工作提到省委议事日程。池必卿亲自召开了两个小会,一是全省地州市委书记座谈会,一是省级综合部门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征询对下一届省委主要负责人人选的意见。池必卿在这两个会上都首先申明:他要退下来,他的事,不必讨论,座谈会的任务,主要是推荐新人,特别是推荐省委新的一把手。在省级综合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有一位同志还坚持要求池必卿连任,而且话说得很重,说是如果池书记不连任,贵州的事不好办。池必卿当即打断了他的发言,严肃地重申“我的问题,不必再提”。经过1984年相当一段时间细致耐心的工作,基本上把退下的老同志名单与安排意见定下来了,也把接替省委第一书记的人选定下来了。于是,池必卿向中央领导写信说:“我认为自己退下来的条件成熟了。”(亦见《人民日报》报道)这个新老交替与组建新班子的做法,在人民日报报道中得到肯定。人民日报报道特别指出:“贵州省委新老顺利交替,是与池必卿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主动荐贤让位,做耐心细致工作的精神,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贵州省广大干部与群众的赞扬。”
  池必卿十分关心报纸工作,运用报纸了解下情,指导工作,是他的领导方法之一。他看报非常仔细,每有发现,或电话;或批示,或转告各地,该注意什么,该纠正什么;时有态度。对于宣传报道工作,他常有指示,意见每每中肯。这方面的情况,我在其他回忆文章已有叙述,于此不赘。
  1985年,池必卿不再担任贵州一把手后,走的方式非常独特,记得是出去开什么会,从武汉就直接回北京去。听说他最厌恶送行宴请那一套官场应酬。真是静悄悄地走了。他离职是很主动很愉快的。离贵州后,我没有去看过他。过好多年,他与许多在京贵州籍老同志一道回黔一趟,特单独与他见了一次面,他很亲切,问长问短。1997年,我写了一篇《也谈贵州现象》的文章,在报上发后,反映较好,寄了一份给池必卿。1997年1月27日,接到他亲笔一封较长的回信,内容很有价值,不妨摘录于此。
  学洙同志:
  1月8日来信早已收到,勿念。十多年了,突然收到老朋友一封信,很高兴。春节将到,请允许我向您、许多熟悉的同志和你的全家问好,并拜个早年。
  随信寄来的贵州日报经济周刊收阅。实际在收阅的前两天,我已看过你写的文章《也谈贵州现象》,此文写的好。(你文章中,把我提一下,评价过高了。首先是小平同志下决心放开的,中央多数赞成,才有可能出现的包干到户。)贵州同别的地区的差距,不仅以前就有,确如你所说的,这几年又拉大了。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不能否认。其原因只能估计:一是投入不足,二是主观方面的事情。问题是一旦发现投入不足,就要千方百计地去想办法。否则就只能讲是人的问题了。我干的那几年,速度是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当时我才敢于提出到本世纪末或更长一点时间,赶上全国人均水平的奋斗目标。问题在于提出后,不久就被改了,去掉这个口号了,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国家党中央提的是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此,我才根据实际和全国要求提了一个赶上全国水平。觉得还可以,不是胡吹乱讲的,财政收入四年已经翻了一番,粮食是中央每年统调入十亿斤。纸烟、酒的税收,我不赞成中央收回。但我刚下台,中央就收走了。以后就不清楚了。现在的中央同志到贵州一看,才知道还有这么穷的个地方,觉得很奇怪。过去人们很少到那里去,咱们来北京讲这种情况,他们可能半信半疑。所以就出现了所谓“贵州现象”(指落后吧)。……也想了许多办法。但在短期内改变落后是办不到的。所以,我赞成你写的那文章。惊动惊动,上上下下都紧张起来,苦干几十年把经济、科技、教育水平提高一大步,不是没有可能的。只作高官,不干实事,怎么办都不行。你的信上说:“颇引起省内一些共鸣”,这个就好。省统计局同志给我说,去年的速度是6%左右,今天看了贵州日报,已改为9%了。这个可能是某些人把乡村企业的产值人为地提高了些。如属实,就不怎么好。无论如何,乡村企业、工业、商业加起来叫做国民生产总值,不能人为地提高。提高了迟早要出乱子就是了。全民所有制工交企业,山西省亏损者为30%多一点,贵州近60%。这个与农民落后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原因何在?要弄清楚一下有XX(字潦草认不清)。你既然关心“贵州现象”,如果身体允许,通过人大或政协的名义深摸一下,提出些意见,促进促进好不好?
  吴亦侠到贵州工作好,这个人在十三大召开前我认识,他来过一次,希望能同他合作,把贵州现象变一变。
  落后地方经济赶一赶万岁!
  质量第一的条件下,把速度提高一点,但绝不要虚报浮夸。扎扎实实工作万岁!
  因循守旧要不得,得过且过要不得,自我陶醉更不好,谦虚万岁!
  这封信你阅后,立即焚毁,不要向外传。
  敬礼!
  池必卿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幸好我没有遵照池的意见把这信烧了,1997:年正是刘方仁主黔期间。池信中是否有所指,我不了解。现在重新读这封来信,觉得虽然是他随手写下的,却看出是出自他多年深刻体会,其中涉及如何认识速度问题,贵州落后的主客观原因,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问题,中央对贵州情况了解深度如何等重要问题,既回顾了历史,也思考了现实。最后,连呼那三个“万岁”,特别动真情。真应当成为主政者的座右铭。一个老共产党人痛切殷切的情怀,跃然纸上,让我仿佛又见池必卿当年在省委小会议室踱来踱去,和地委书记们面对面探讨问题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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