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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慕韩


  范慕韩(1917年-1996年5月19日),生于山西省繁峙县,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1937年因抗战爆发而辍学。
  1938年范慕韩同志参加二战区新军政治部作宣传工作,这是当时抗日统一战线在山西的一支部队,1939年闫锡山要发动反共,形势十分紧张,慕韩同志转到新军工卫旅政治部作宣传工作,1940年组织上为加快他政治思想进步,调到延安去学习。
  去延安这是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热切企盼的愿望,对慕韩同志来说,也是他接受党的教育和培养而成长的时期。
  1940年7月慕韩同志到陕北公学编班学习,这一年毛主席在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困难形势下,提出为紧持抗战、保证军民生活,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为响应党的号召,从这一年开设了博物课,他被调任博物课教员。
  1941年为进一步发展边区经济,慕韩同志又接受组织调动到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他在工矿科任技士,担任地质调查和勘测矿产资源,1942年为加强工业管理培训人材,建设厅举办了工业职业学校,他被任为学校的教导主任,1943年延安整风学习后,他回到建设厅研究室任研究员,积极参加煤、铁资源调查,组织为生产安全火柴找寻锰矿资源的工作,直到他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离开延安为止。
  在延安的五年,对慕韩同志的成长是极其重要的五年,在政治上他加入了党,提高了觉悟,在工作上得到了锻炼,他的每次工作调动都是在边区为发展经济的各项决策下作出的,他从政治上有了深刻的理解,在工作实践上尽了自己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慕韩同志工作最长的时间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由1953-1965年工作了13个年头,他担任过局长、委员职务,到1960年担任了副主任,1965年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主管仪器仪表工业 。不到一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他受到冲击,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直到1975年他奉调陕西机械学院作院长。
  1978年慕韩同志调任第六机械(船舶)工业部副部长。到1980年出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40年间慕韩同志在国家许多经济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
  新时期印刷技术发行的组织者
  80年代中国印刷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世界发达国家早在60年代末,就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印刷工艺,结合激光照排机排出西文。第四代计算机排版激光照排的印前系统,到70年代已经达到普及应用的时期。这对中国仍然处于铅字印刷的落后状况,是很大的启发和激励。
  70年代中期,中国为采用世界新技术,提出了“汉字信息处理工程”课题,以寻求汉字输入计算机字库的可行方法,1981年电子工业部主持鉴定了北京大学推出的汉字高倍数压缩和高速度还原技术的原理性样机,并起名为华光型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这就为中国印刷术革命性变革创立了可行的技术基础。
  而中国印刷工业直到80年代初仍然处于传统的铅字排版,宣传部门和出版部门普遍感到印刷周期过长和印刷品质不高的“出书难”的局面,因而在1982年身任文化部出版局顾问的王益同志就向新华社反映了这种情况。之后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联合与国家经济委员会在1982年8月16日会议上商定,要“振兴中国印刷工业”,在我国解决了汉字信息处理工程的基础上,采用世界新技术,对印刷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这时范慕韩同志刚刚从国家机械委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但仍担任新组建的国家经委机械办主任的职务。会上劲夫同志委托慕韩同志组织印刷技术装备协调小组,请文化、机械、电子、轻工、化工部负责人参加,以便统筹解决我国印刷工业技术进步问题。他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要求下,成为我国印刷工业的一位领导人。
  调查研究 制订规划
  印刷工业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处于管理分散、部门分割、互不协调的状况。报纸、书刊印刷基本上是“谁用、谁建、谁管”的封闭型行业。现在由国家经委来统筹组织,用当时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同志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转变,说明印刷要作为一个工业部门来规划管理。但是这对于长期从事经济管理领导工作的慕韩同志来说,也还是一个新的课题、新的领域。
  慕韩同志决定从调查研究人手。
  1982年8月30日,他给当时国家经委机电局局长鲁兵同志写信部署这项工作:“第一步,先参观三、四个印刷厂(及报社),弄清楚印报、印书的全过程,落后的装备是什么?他们希望如何改造(世界上已经有哪些新技术装备),根据系统工程的观点,分成若干工程系统,以便于分工攻关和将来组织生产(包括引进技术)。
  第二步,装备一两个理想的试点项目,国内制造加上国外引进,由印刷部门提出要求,制订计划(筹措资金),然后制造部门总承包,逐步改变目前小手工业式的做法,将来由制造部门成套供应,使用部门直接订货,去掉中间再分配这个环节。
  第三步,结合技术装备政策,制订印刷技术装备规划,明确“六五”、“七五”达到什么水平(提供哪些设备),同时按工业部门明确分工。这项工作在年底以前应该有个结果。
  按此部署,从1982年9月份起他带队到北京新华印刷厂、人民日报印刷厂、中国科学院印刷厂等深入调查研究,与厂长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慕韩同志主持组织起草了我国印刷技术装备“六五”、“七五”发展规划,这个规划集中体现了对我国印刷和设备器材工业发展有深远影响的战略和思路:
  第一,振兴我国印刷工业要依靠技术进步。慕韩同志反复强调改造我国印刷企业不能再走铅排、铅印,增人、增厂房、增设备的老路,世界印刷技术日新月异,一定要把我国印刷工业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
  第二,要有明确的战略目标。经反复论证,确定80年代我国印刷工业技术进步的目标是:照相排字(1985年后发展为激光照排)、电子分色、胶印印刷、装订联动。实践证明确定这个目标,使印刷和设备器材行业万众一心,有极大凝聚力。
  第三,要按系统工程原则,统筹规划。根据乔木同志批示,慕韩同志一再强调改造印刷工业涉及许多工业部门,如机械、电子、化工、轻工等,一定要统筹协调同步发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单打一发展都不可能成功,因此在规划中,印刷各相关工业部门都承担了明确的任务,并且有相应的措施。这样通过规划的实施,把我国印刷和相关的工业有机地组织起来了。由慕韩同志任组长的国家经委印刷技术装备协调小组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工作,也为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第四,组织好印刷技术进步一条“龙”。作为系统工程,印刷技术进步包括科研攻关、技术开发出引进技术、研制生产和企业技术改造等各个方面。慕韩同志强调要按一条“龙”方法来统筹组织各个环节必须首尾相应、环境衔接,这样才能产生最大经济技术效益。
  第五,重点突破,典型开路。慕韩同志特别重视典型示范作用,在制订规划时,他亲自主持确定各行业技术改造的重点。如印刷方面确定北京新华印刷厂、人民日报印刷厂。中科院印刷厂;机械方面确定北京、上海两个人民机器厂;电子方面确定华光激光照排系统和新华社;油墨确定天津油墨厂;感光材料确定化工部第二胶片厂、汕头感光材料厂;造纸确定岳阳、柳江等纸厂为改造重点。把有限资金集中起来重点突破,形成为我国印刷工业的骨干支柱企业。
  第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尽快提高技术起点。慕韩同志从我国实际出发,对国内技术基础较差的薄弱环节确定直接引进国外技术,如电子分色机,采取引进和合作的方针,提高起点。
  慕韩同志倡导的这些印刷技术进步的规划、指导思想,不仅对印刷工业的发展,而且对于国民经济各行业研究发展思路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1982年岁末,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慕韩同志专题作了规划的报告,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随后在1983年2月11日,慕韩同志签发,正式向国家计委、国家经委上报“关于提请审批印刷技术装备发展规划的报告”。
  1983年3月2日下午,姚依林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国家计委、经委第六次联合办公会议,宋平、张劲夫、吕东等同志出席,会议审议了由慕韩同志主持起草的印刷技术装备规划草案,会议原则批准了这个规划方案,并在1983年5月由国家经委、国家计委联合发文,正式下达贯彻实施。从此建国以来我国印刷工业规模最大的一次技术改造正式开始了。
  依靠科技注重落实
  实施规划关键在落实,特别是资金和措施的落实。慕韩同志为此付出极大心血。1983~1985年慕韩同志带领经委印刷技术装备协调小组负责人连续三次向张劲夫、邓 力群同志汇报印刷工作规划落实情况,在国家高层协调解决规划实施中的重大问题,逐年落实了年度技术改造计划,使规划得以顺利实施。
  慕韩同志特别关心重点改造项目的规划落实。对纳入规划的国家十二个重点改造项目的规划方案逐个组织审查,他深入每个企业亲自指导、修改改造方案,鼓励企业果敢采用新技术、新装备。他直接指导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人民机器厂、天津油墨厂、化工部第二胶片厂通过技术改造都已成为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我国印刷和设备器材行业的骨干企业。
  慕韩同志以其对新技术的敏锐洞察力,全力支持我国自主开发的计算机激光汉字照排系统,1982年当确定把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开发的华光激光照排系统纳入“六五”、“七五”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时,华光系统还处在研制阶段,稳定性、实用性还很不成熟,不少人对我国是否有能力开发成功作为当今世界印刷技术最先进的第四代激光照排技术还有很大疑虑。慕韩同志深入到北京大学、潍坊计算机公司、杭州通讯设备厂,仔细听取他们的技术方案,并同有关方面座谈讨论,经过与其他各种方案的比较,决定支持华光激光照排系统,而且把它作为80年代我国印刷技术进步的突破口,在确定规划十六字奋斗目标中响亮地提出“激光照排”的口号。
  由于国家的支持和慕韩同志的决策,我国自主开发的激光照排系统的进度大大加快了,王选、陈望銶、李新章、向阳、孔照元等一批科技人员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1984年具有实用性的华光H型在新华社投入中间试验,在试验中慕韩同志多次深入现场,与已故新华社副社长杨家祥同志共同研究解决试验中出现的问题,1985年2月正式通过由国家经委组织的国家级鉴定和验收。华光系统在实用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科学技术和生产相结合,科技成果实用化、商品化、产业化是我国科技工作长期未能很好解决的重大课题。由北京大学等单位开发的“华光”激光照排系统,在1985年获得了我国十大科技成果之一的盛誉。但是慕韩同志认为关键在于应用,而系统最严格考验是排印日报,因此慕韩同志主要作编辑大报、日报的实用试验,经过多方协调,1986年9月经委协调小组决定在《经济日报》进行日报编排的实用试验。参加系统攻关的各单位科技人员齐心协力,克服种种困难,终于获得了成功。1987年12月2日,经过慕韩同志亲自组织筹备,由国家经委再次组织国家鉴定和验收,获得一致赞誉。从此我国激光照排走上了推广应用坦途。1990年全国省市级以上报纸,大都采用国产激光照排系统,1991年全国1,500家骨干书刊和报纸印刷厂装备了“激光照排”机,排字能力大大提高,充分显示了先进科学技术的强大威力,走出了依靠科技、振兴印刷的成功之路。
  尊重知识诲人不倦
  许多同志回忆80年代印刷技术进步时,都很怀念当时经委印刷装备协调小组有很大凝聚力,这与慕韩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身体力行的好作风有很大关系。慕韩同志深信振兴中国印刷,只有依靠中国自己的科技和管理人才。
  当时参加“华光”激光照排系统攻关的来自全国许多部门的技术人员,在合作过程中难免有各种不同意见,不少是由本单位利益的驱使。遇到这种情况慕韩同志总是耐心疏导。他多次到北大、潍坊、杭州召开协调会议,公正合理处理相互的矛盾。对于技术问题,慕韩同志总是鼓励要充分发扬技术民主,让各种不同设想方案畅所欲言,即便是争论得面红耳赤拍案而起,然后由系统技术的负责人王选汇总归纳,择优而从,这确是“华光”系统这样高难度科技成果能排除万难在短短几年之中变成巨大生产力的一种成功决窍。
  王选同志是我国自主开发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技术的领头人,他的成功是与各级领导和慕韩同志的信任、支持分不开的。北大老校长周培源生前曾对慕韩同志讲:我已经老了,我支持象王选这样思路敏捷,勇于开拓创新的人,解决汉字激光照排要靠王选他们。慕韩同志与周老一样充分信任并全力支持王选的工作。当时北大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刚结束不久,百废待兴。北大“74?8工程”研制组条件很差,慕韩同志多次找张龙翔校长,希望帮助改善开发工作条件,经过学校努力,试验室作了调整,使王选的工作有了相应的环境,以后随着激光照排事业的发展,慕韩同志支持北大建立激光照排研究试验中心,他又多次找丁石孙校长研究方案,努力为王选创造良好工作条件。
  北京人民机器厂是我国胶印机制造的骨干企业,是80年代国家技术改造的重点,厂长朱谈林是一从工厂成长起来的优秀企业家,他有丰厚的实践经验和管理经验,1980年担任厂长以后不久,国家印刷装备技术改造要求实现“多色胶印”的目标,朱谈林同抓住机遇,向慕韩同志汇报调整产品结构,加快开发胶印机新品种规划方案。慕韩同志全力支持朱谈林的正确决策,确定“北人”为全国12个重点改造企业之一。在实施规划过程中,慕韩同志和北京市老副市长张彭同志一起多次到“北人”调查研究,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慕韩同志还亲自联系安排“北人”与印刷厂召开用户座谈会,请用户对“北人”产品提出意见,帮助改进性能,提高质量。1989年世界银行为支持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一批贷款提供一批贷款支持发展教材印刷,当时世界各著名印刷机械制造厂商都全力以赴争夺这个市场。慕韩同志认为应该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北人”“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通过投标竞争,提高“北人”产品水平,经过精心组织,“北人”终于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一举中标。随着我国印刷事业的发展,“北人”产品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因此大量还要进口。针对这种情况,慕韩同志建议“北人”应该走专业化、集团化的道路,在保证质量前提下,努力扩大产量。经过朱谈林同志的积极筹划,1992年正式成立了“北人”集团公司。1993年“北人”H股在香港上市,这是经国家批准首批在香港上市的大陆九家企业之一。十多年来“北人”事业如日中升,这里包含着慕韩同志对“北人”、对朱谈林同志支持信任的一份心血。
  上海凹凸彩印厂在“七五”被列入全国印刷重点改造企业,慕韩同志认为印刷不仅仅是书刊、报纸印刷,应该有“大印刷”的观念,特别是彩印是世界印刷发展的趋势,他全力支持发展我国彩印技术,强调印刷业的改造要包括包装装演印刷。陈岳兴同志也是一位工人出身、自学成才的企业家,他从1960年起担任凹凸彩印厂副厂长、以后又当厂长,把凹凸厂经营得全国闻名,在80年代中期,慕韩同志鼓励陈岳兴要向世界先进水平努力,重点安排进行技术改造,引进了一批国外先进设备,使彩印水平更上一层楼。1988年10月慕韩同志到上海凹凸厂考察检查工作,欣喜地看到凹凸厂承印了世界著名时装杂志《ELLE》的中文版《世界时装之苑》,印刷之精美达到了世界同类杂志水平,杂志的法国总编从巴黎打来电话称赞它的印刷质量“好极了!” 凹凸彩印厂不仅印刷质量好,而且经济效益在全国名列前茅,看到这里,慕韩同志提笔给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和上海市长朱熔基同志写信,称赞上海凹凸彩印厂是全国印刷行业的先进典型,建议上海市领导亲临视察指导。当时我随慕韩同志一起调查考察。写完信后慕韩同志让我看,并说:你要没有意见,就以我们两人名义写吧!随后他就签上了我们两人的名字。慕韩同志待人的真诚和尊重,这是又一佐证。江泽民、朱熔基同志接到信后十分重视,江泽民同志请秘书给慕韩同志打电话表示一定去看凹凸彩印厂。1988年12月14日江泽民同志到凹凸厂视察,对凹凸厂表示满意,赞赏陈岳兴敢于到国际市场闯闯,并为凹凸厂题词:“精益求精”。1989年2月朱熔基同志也到凹凸厂视察,鼓励陈岳兴要把产品打出去,更多承接国外印件。
  十几年来,我国印刷界大批优秀人才不断涌现,不少人都得到慕韩同志的关心支持。关志祥、沈海祥、陈垄钵、夏天俊、向阳、孔照元等一批为我国印刷技术作出贡献的优秀人物,他们都从慕韩同志的支持信任中增添了勇于进取的力量。
  弘扬历史教育后人
  举世公认,中国是发明印刷术的文明古国,但至今没有一个专业的印刷博物馆。而德国1900年就建立了谷登堡印刷博物馆,相比之下实使国人汗颜。1983年6月,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两位王老同志——王益、王仿子联名提出建议尽快筹建中国印刷博物馆。当时慕韩同志就表示积极支持,同年7月由国家经委、计委、文化部、机械工业部和贸促会共同组成的中国印刷技术和贸易考察组赴英国、德国、意大利考察,行前慕韩同志专门关照要实地看一看德国谷登堡印刷博物馆。座落在莱茵河畔曼斯市的谷登堡印刷博物馆,确实给考察组留下难忘的印象,博物馆讲解人员听说这是来自中国的代表,格外热情,说中国才是最早的印刷术发明国,还让看在谷登堡博物馆珍藏着的中国古代许多印刷品。这件事对考察组感触很深。1983年11月10日,慕韩同志安排考察组向邓力群、张劲夫同志主持的中央部委和北京市负责同志会议汇报,汇报建议,尽快筹建中国印刷博物馆,得到大家一致赞同。会议纪要提出:“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有深远的意义,应该积极筹办”。从此之后慕韩同志为筹建印刷博物馆积极奔走呼吁。1985年慕韩同志在国家经委下达技术改造技术时安排30万元专款作为筹备费用,以推动筹备工作的开展。但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筹备工作没有进行下去。
  五年以后,出席在上海召开的第七届革命印刷印钞史料征集研讨会。全体171名代表,上书党中央江泽民同志和国务院,再次建议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在此前后,海峡两岸交往日趋频繁,弘扬中华文化、振兴印刷技术成为交流的共同话题,许多台湾、香港印刷界人士不断发出筹建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呼吁。慕韩同志抓住这个机遇,认为联合海峡两岸和海内外印刷界共同建设中国印刷博物馆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在1991年2月13日,由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和中国印刷技术协会联合向新闻出版署提出“关于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的报告”,同年10月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复同意筹建。
  1992年1月20日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范慕韩同志被推举为筹委会主任。慕韩同志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我们将要建立的中国印刷博物馆,是一个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史的专业博物馆。”通过展览,“以显示印刷在发展文化、教育人民、推动社会进步、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行生活和国际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后人赓续先人的奋发精神,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进爱国主义教育,振兴印刷工业,让它再展雄风,脐身于世界先进之列”。
  慕韩同志的讲话,发出了多少代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心声。但是筹建工作任务艰巨、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一是资金,二是实物。
  在目前国家财政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国务院负责同志批示“关键在资金,不能都靠国家拨款,应多方筹资,主要靠印刷行业同仁的支持”。在慕韩同志的组织领导下,22个单位发出了“弘扬民族文化、振兴印刷工业、为兴建中国印刷博物馆筹集基金倡议书”,得到了海内外印刷界的热烈响应。慕韩同志还利用各种社交活动,宣传筹建印刷博物馆的意义,呼吁海内外同仁为共襄盛举,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在筹委会的努力下,1993年12月底共认捐人民币达1500万元。
  慕韩同志为征集展(藏)品身先士卒,他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曾任山西兴县、荣河县县长,广集珍藏历代书画。解放初,为支持祖国文化事业,他们就把珍藏书画悉数捐给国家。这次慕韩同志又把珍藏的一块肖像铜版捐赠给印刷博物馆。
  为搞好筹备工作,慕韩同志不顾年老体弱,他柱着拐杖,亲自选址、审查设计方案。他要求每项筹备费用都要精打细算帐目公开,提倡开会清茶一杯,吃饭不备酒水,严格执行伙食标准。他说:“博物馆的经费都是海内外同仁们捐赠的,我们一分一厘也不能浪费。”
  1993年12月4日,在北京黄村隆重举行中国印刷博物馆奠基典礼,这是令人激动的时刻。慕韩同志在典礼大会上深情他说:“在政府的关心和海内外印刷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奋斗下,一座反映中国印刷历史辉煌的专业博物馆将会预期建成,为振兴中国印刷工业,再展雄风,屹立于世界先进之林,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千秋功业 重在基础
  振兴中国印刷这一千秋大业,需要几代人的奋斗努力,慕韩同志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同国民经济各行业相比,印刷工业中技术人员的比例明显要低得多,这种状况不改变,振兴印刷目标很难实现,因此他特别强调要加强印刷教育。
  他既关心专业教育,又关心业余教育。
  北京印刷学院是我国唯一的一所印刷高等院校。但是筹建开始正面临国家资金短缺,建校步履艰难。慕韩同志多次到学院调查,共同研究加快建校步伐。他组织国内外印刷和设备器材企业支持印刷学院,捐赠教学设备,并在技术改造费用中尽力给予支持。慕韩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曾担任过三年陕西机械学院院长,这所学院设有印刷机械专业,这是我国现有院校中最早设立的一个印机专业。80年代之后,他多次与该专业领导和教师共同商议加强专业的建议,加强学校和印机企业的密切联系,现在已在此专业基础上扩建为印刷机械系,招生的规模也扩大了。
  全面提高印刷厂职工技术素质是一项长期艰巨任务。慕韩同志提出要编写适于职工教育的“印刷科技实用手册”。    1988年2月1日慕韩同志主持召开编辑工作会议,聘请国内印刷行业著名专家、学者担任编委,慕韩同志担任编委会主任。在慕韩同志的参与下,专家学者们以极大热情投入编写工作,历时四年,1992年上下两册近200万字的“印刷科技实用手册”正式出版,周培源同志题写了书名、慕韩同志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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