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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宰相”陈永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遍及全国的“农业学大寨”热潮,将一个响当当的农业战线上的劳模推上了中国最高政治舞台。从那时起,陈永贵的名字和他那扎着白毛巾的独特形象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时至今日,有关这位“农民宰相”的轶事仍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兴趣。
  毛泽东赏识陈永贵
  毛泽东初识陈永贵是在1964年 3月28日。那天,去南方各省视察的毛主席在邯郸做短暂停留,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专列上向毛主席汇报了大寨的事迹,引起了毛泽东的浓厚兴趣,不时插话表示赞赏。当汇报到陈永贵提出的“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时,毛泽东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听了汇报后,毛泽东急切地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 陶鲁笳写出了陈的名字。
  “他识不识字?”
  陶答:“44岁扫的盲,今年50岁,能读报纸,还懂点逻辑。”
  毛泽东笑了,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有个柳宗元,是你们山西人,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说着,向陶要了陈永贵的材料。
  在这年年底的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毛泽东破例设了一次生日宴,特邀陈永贵和王进喜、钱学森、董加耕、邢燕子等5位劳模参加。
  毛泽东一见陈永贵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是农业专家。”
  陈永贵被幸福冲得昏头昏脑,加上又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便连连点头。周恩来在一旁忙做解释,他才发现自是失态,红着脸说:“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1969年是极其动荡的一年,这年召开的“九大”增加了来自工农兵的中央委员。陈永贵得到毛泽东的首肯,被确定为中央委员。4年后毛泽东在“十大”预备会上亲自拍板,陈永贵做了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在随后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荣归讲话
  1973年9月中旬,陈永贵参加完“十大”后荣归昔阳。去北京开会时,坐的还是买票的火车,等他回来时,却是一个专列,已有资格享受政治局委员的待遇。
  车到离昔阳最近的阳泉站时,欢迎的人群已挤满站台。他的老朋友,过去的老领导老下级们都来接他。一些人开道,一些人护着他钻进了专为他准备的小车后,一路浩浩荡荡直奔大寨。
  大寨接待站里,里里外外站满了人,有本队的群众,更多的是各级干部和常驻接待站的新闻记者。为了迎接陈委员,整个大寨打扫得千干净净。
  昔阳的老领导张怀英被陈永贵请回来了,他在欢迎宴上对陈永贵说:“已经通知了局以上干部,你是不是讲一讲?”陈永贵说:“好的。”
  会议在小礼堂召开,见过了大家面的陈永贵一不留神却出了洋相。
  礼堂不大,却座无虚席,他一露面,就爆发出一阵狂热的掌声。张怀英说了一些高兴的话,然后说:“请老陈讲话。”又一阵掌声过后,礼堂便一片寂静。
  陈永贵劈头说道:“我现在民愤很大……”
  台下人都愣了,还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倒是张怀英听出了问题。他赶紧提醒他:“是名声很大。”
  于是陈永贵也赶紧纠正:“对,名声很大……”他马上定下神来,又讲了一些客气话。说到他当政治局委员,倒发起了感慨:“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人把农民提到国家领导位子上的,列宁没有解决,斯大林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
过后,他对老朋友张怀英说:“你看,一开口就出洋相。咱是个跑山路的,你说,他们要我当这个政治局委员是什么意思?念中央委员名字时,有的鼓掌,有的没鼓掌。念毛主席、周总理的名字时,都鼓了掌,念纪登奎也鼓了掌。念到我的名字也鼓掌,我还不清楚什么意思,以为因为我是劳动模范。后来才知道,鼓了掌的人都是要进政治局的。”   
  要求搬家
  起初他和他的秘书及警卫班都住在京西宾馆。虽然他对各级宾馆已不陌生,但住在那里无所事事消费粮食,却叫他受不了。中央领导人好像习惯了下午和夜晚办公,上午就无事可干。他偏偏又起得很早,便在花园散步,背着双手,无所适从的样子。警卫们不敢懈怠,他一出门就必须跟着,让他很不愉快。“我是个种田的,还怕人家把我杀了?”   
  有时心情放松时,一看见警卫跟在后头,好兴致就被吹散,便气呼呼地回去。要泡茶,要开门,警卫抢上前他也不高兴,“我又不是没长手。”
  看见走廊里的大吊灯白天也亮着,他总觉得浪费了国家的电,动不动就给人家关了。服务员看见再打开,他再关。几次反复,为了让人家知道是他关的灯,干脆对服务员说,那盏灯可以不开。
  每天早晨一起床,他害怕服员来叠被子,就自己叠,自己扫地。
  那时候电视不多,就他的房间里有一台彩电,没事的时候,服务员也跑到他的房间里看电视,他就如一个老爷爷一样高兴异常,给他们泡茶,脸上是慈祥的笑容。宾馆里的服务员都叫他老陈,没人叫首长或别的称呼,背后就笑嘻嘻地称“那个大叔”。客人一走,他就自己洗杯子,倒烟缸,擦茶几。他还以一个内行的口吻教训他的警卫和秘书:“这烟头是不能倒在马桶里的,水管子会被堵住。”
  1974年8月,中央通知他搬进了钓鱼台,住进了三号楼。一大帮人伺候他,减轻了手脚的辛苦,却增加了心理的负担。有人要见他进不去,他想出去更不行,这可憋坏了“陈大叔”。
  四届人大当选副总理后,他终于让秘书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三制”并要求搬家。获准后搬到了交道口一个四合院。国管局给安排的服务人员,他只要个司机。
  那天搬到新家吃了一顿中饭,他以为解放了,饭后丢下碗,不声不吭地就走了,出了门就哼起了山西梆子。外面警卫班的人看到后赶紧跑去告诉了他的警卫,警卫吓慌了,忙吩咐大家换衣服跟着走。只见陈永贵背着手,这里看看,那里看看,慢慢地就到了地安门,钻进一家剃头铺。一帮人赶了过去,也往旁边一坐。陈永贵坐上了椅子说:“剃个光头。”
  剃头师傅一看,发现此人跟副总理一个模样,就有些疑惑。他的警卫上前说:“您帮忙给他剃吧。”那师傅懂了,也不说什么。可是等头剃好,外头就围满了人。一帮人一边开路让他走,一边掏钱来付理发费。一个光头五角钱,那师傅不要,警卫丢下钱就走。陈永贵向看热闹的人扬了几下胳膊。好在首都毕竟是首都,也没有谁喊叫,只是好奇地望着这位陈大叔,他们才得以顺利离开。
  回去后,说不上高兴还是不高兴,陈永贵长叹一声:“人都怕出名啊!”这样事多了,警卫求他少出门,看他实在不高兴就退而求其次:“那你再出门能不能不戴草帽呢?”
  批阅文件
  陈永贵还是1958年扫盲时才学习认字写字的。那时虽然积极性很高,但那些方块字远不如地里的庄稼好侍弄。他凭着一股蛮劲,走路吃饭都带着笔记本,有空就拿出来练。开会时也记笔记,只是画的符号多,真正的字极少。和人家对笔记时,人家开他玩笑:“算了吧,种地的人,认那么多字干什么,你还想当中央委员?”
  不想十几年后他当上了副总理,题字、批阅文件就成了必做的工作。他习惯劳动的大手握毛笔跟他拿烟袋杆差不多,字也写得肥墩墩的。
  一到晚上,秘书就把一大堆文件放在陈永贵案前。他对一般的字还能认得出来,批阅文件就感到费劲。可是每天都要有文件必须批几个宇,有时被一个宇难住,他的长满老趼的手就不停地颤抖。有的时候就把秘书焦焕成或警卫员张银昌叫来替他写几个字。
  有一次,他为不会写“待后处理”的“待”字而苦恼着,一连抽了两支烟还是想不起来,他不想再求人,却急得在院子里直转。看到警卫员和秘书正在接待室看电视,他走过去气呼呼地说:“还顾得看电视?关了吧!”
  大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陈永贵却闭着嘴半晌才说:“银昌,坐下来,甩一把。”大家这才明白没什么要紧事,就陪他打起了扑克。
  陈永贵本没有打扑克的嗜好,但是来了客人,特别像纪登奎、吴德等来,谈完了公务,也免不了甩上一把。陈永贵打扑克也不甘心输,占不了上风不罢休。这一次第一轮他输了,一边洗牌一边骂:“怎么连扑克也不会打了?这倒怪气!”第二轮赢了,脸上出现了笑容,边笑边装着不经意地问:“银昌,‘待后处理’的‘待’宇怎么写?”张银昌很随意地指着门牌回答:“那不吗?接待室的‘待’字嘛。”陈永贵将扑克一摔,一拍脑门儿说:“怪不得面熟,早知道就不求你们了。好了,你们看电视吧!”
  这个“国务院的穷人”,人称“农民宰相”的陈永贵,直到1986年 3月25日去世,仍保持着农民本色。他72年的人生经历极富戏剧性,人们在对他充满复杂的敬意之余,也不能不对那个时代进行一番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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