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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古代山西诗人中,名气最大的要数白居易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世称李杜白为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他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又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他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少年时代又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这位杰出的诗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眼看还要继续乱下去,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随后南北奔走,备尝艰辛。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后来又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也写得较好,历来为人称道,诗云:“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从这些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从他家骨肉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程度。白居易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白居易16岁时,已经写出不少可以传世的好诗,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诗《赋得古原草送别》。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去拜见老诗人顾况。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长安,顾况为之延誉后,白居易有时居长安,有时在别处,曾去过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结了一些诗人,真正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他27岁方从乡试,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送往长安应试,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在32岁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书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长安约百里,到35岁时,罢校书郎,随后又授周至县尉。次年,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这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

  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他任拾遗期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其困难。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总之,被贬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诗云“得水鱼还动鳞发,乘轩鹤亦长精神。”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从此思想进一步消沉,诗云:“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荣枯任之,听天由命,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嗜酒,据他自己说,“唯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宋人统计白居易诗,说他“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所以如此,都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寻求解脱之法,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大宋高僧传》所载白居易向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宗意,与名僧探讨佛理妙义,多在出守杭州后。白居易进而持斋坐道场,并且从此后一直好佛,经常持三长月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场。所以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达观的代表,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其实,他之崇佛,并非真心事佛,而是为了解除烦恼,寻求解脱,是对社会的消极反抗,是一种退缩,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饱经忧患后,才潜心释氏以寄托。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同时又炼丹学道。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同时,他之崇佛,还出于健身的原因。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坐道场,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

  虽则消极、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长庆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于是,他卜居于洛阳履道里。至此为官20来年,竟然凑不足买房钱,只好以两匹马抵偿,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第二年,他除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刘、白二人结伴归洛阳。一年后,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58岁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不复出,后除河南尹,寻以病免,64岁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为官了。60岁时,儿子阿崔夭折,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73岁时,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揖。卒年75岁。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引》,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立婢》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时间跨度较《秦中吟》大,内容也更广泛。白氏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说是他写《新乐府》的宣言和对《新乐府》的最好说明。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即为《新乐府》中篇章。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鞭挞、讽刺,辞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声疾呼。这些诗篇爱憎分明,除讽刺外,也有歌颂。这些诗篇,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赞美什么,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实”,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总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是他全部诗歌中最富战斗力的作品,连同《长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不言而喻,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流传千古。

  摘自《三晋历史人物》,书目文献出版社,文:马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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