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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山

  明末清初之际,地处山西腹地的太原府阳曲县(今太原市),出了一位博艺多才、重气节、有思想、有抱负的著名人物。他的事迹生平,不见于正史记载,甚至连专门记载地方历史陈迹的县志、府志,也只见廖廖数语。然而他的声誉和影响却是相当之大,相当之深,毫不夸张地说,在太原地区乃至三晋大地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颇受人民群众拥戴。在整个山西乃至于全国也称得上声名遐迩,彪柄于后。他就是明清之际的志士仁人傅山——傅青主。

  傅山(1607——1684年),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颇多,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啬庐、侨黄、侨松等等,不一而足。先世居大同,后徙于忻州,逮至其曾祖傅朝宣移居太原阳曲(今太原北郊)西村。

  傅山世出官宦书香之家,家学渊源,先祖连续七八代有治诸子或《左传》、《汉书》,卓然成家者。曾祖傅朝宣曾为宁化府仪宾、承务郎,祖父傅霖累官山东参议、辽海兵备,颇有政绩,其父傅子谟终生不仕,精于治学。傅山少时,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15岁补博士弟子员,2O岁试高等廪饩。后就读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袁继咸的指导和教诲,是袁氏颇为青睐的弟子之一。

  袁继咸,是明末海内咸知的鲠直之臣,提学山西时,以“立法严而用意宽”的精神宗旨,整顿三立书院学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极重于文章、气节的教育,对傅山影响颇深,傅山亦以学业精湛、重节气得意于袁氏门下。袁继咸曾在朝为兵部侍郎,因为官清廉,为人耿直,敢于直言,得罪权贵魏忠贤之流,被贬为山西提学。崇祯九年(1636年),魏忠贤死党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捏造罪名诬告袁继咸,陷其京师狱中,傅山为袁鸣不平,与薛宗周等联络生员百余名,联名上疏,步行赴京为袁诉冤请愿。他领众生员在京城北京四处印发揭贴,申明真相,并两次出堂作证。经过长达七八个月的斗争,方使袁继咸冤案得以昭雪,官复武昌道。袁继咸得雪之日,魏忠贤的走卒——张孙振,亦以诬陷罪受到谪戍的惩罚。这次斗争的胜利,震动全国,傅山得到了崇高的荣誉和赞扬,名扬京师乃至全国。

  袁案结束后,傅山返回太原。他无意官场仕途,寻城西北一所寺庙,辟为书斋,悉心博极群书,除经、子、史、集外,甚至连佛经、道经都精心览读,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年),傅山受聘于三立书院讲学。未几,李自成起义军进发太原,傅山奉陪老母辗转于平定嘉山。不久,起义军、清军先后攻占北京,明亡。傅山闻讯写下“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为表示对清廷剃发的反抗,他拜寿阳五峰山道土郭静中为师,出家为道,道号“真山”。因身着红色道袍,遂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可见,傅山出家并非出自本心,而是藉此作为自己忠君爱国、抗清复明的寄托和掩护。

  清军入关建都北京之初,全国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气势颇高,傅山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强大,早日北上驱逐清王朝匡复明室,并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密谋策划,积蓄力量,初定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五日从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向北发展势力。然而,机事不密,宋谦潜往武安不久,即被清军捕获,并供出了傅山。于是傅山被捕,关押太原府监狱。羁拘期间,傅山矢口否认与宋谦政治上的关系,即便是严刑逼供,也只说宋曾求他医病,遭到拒绝,遂怀恨在心。一年之后,清廷不得傅山口供,遂以“傅山的确诬报,相应释宥”的判语,将他释放。

  傅山出狱后,反清之心不改。大约在顺治十四至十六年间,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势。当确感清室日趋巩固,复明无望时,遂返回太原,隐居于城郊僻壤,自谓侨公,那些“松乔”、“侨黄”的别号就取之于此后,寓意明亡之后,自己已无国无家,只是到处做客罢了。他的“太原人作太原侨”的诗句,正是这种痛苦心情的写照。康熙二年(1663年),参加南明政权的昆山顾炎武寻访英雄豪杰,来太原找到傅山,两人抗清志趣相投,结为同志,自此过从甚密。他们商定组织票号,作为反清的经济机构。以后傅山又先后与申涵光、孙奇逢、李因笃、屈大筠以及王显祚、阎若璩等坚持反清立场的名人和学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东领导起义的阎尔梅也来太原与傅山会晤,并与傅山结为“岁寒之盟”。王显祚见傅山常住土窑,特为他买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号院。

  清初,为了笼络人心,泯除亡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巩固的康熙十七年(1678)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联将亲试录用”。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推荐傅山应博学宏词试。傅山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促驾,强行将傅山招往北京。至北京后,傅山继续称病,卧床不起。清廷宰相冯溥并一干满汉大员隆重礼遇,多次拜望诱劝,傅山靠坐床头淡然处之。他既以病而拒绝参加考试,又在皇帝思准免试,授封“内阁中书’”之职时仍不叩头谢恩。康熙皇帝面对傅山如此之举并不恼怒,反而表示要“优礼处士”,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

  傅山由京返并后,地方诸官闻讯都去拜望,并以内阁中书称呼。对此,傅山低头闭目不语不应,泰然处之。阳曲知县戴氏奉命在他家门首悬挂“凤阁蒲轮”的额匾,傅山凛然拒绝,毫不客气。他仍自称为民,避居乡间,同官府若水火,表现了自己“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

  在学术和学术思想上,傅山的学问文章,都追踪当时的进步思潮,尤其是前半生明朝末亡之时,他的思想带有强烈的进步倾向,不重视当时学者重理学的倾向。他赞扬具有革命新精神,被明朝统治者视作洪水猛兽的李贽学术思想和刘辰翁、杨慎、钟星等节高和寡之士的文风。对明末的政治腐败,官场龌龊,是有清醒的认识。清军入关明王朝灭亡后,傅山一反清初一般学者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围,而是独辟研究子学的途径,冲破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开拓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清之后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至于傅山的诗赋,则是继承了屈原、杜甫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主张诗文应该“生于气节”,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为衡量标准。傅山一生著述颇丰,可惜所著宏论,大都散失,只存书名和篇名,留存于世的仅《霜红龛集》和《两汉人名韵》两部。

  在诗、文、书、画诸方面,傅山皆善学妙用,造诣颇深。其知识领域之广、成就之大,在清初诸儒中,无出其右者。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他书出颜真卿,并总结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于直率毋安排”的经验。他的画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所画山水、梅、兰、竹等,均精妙,被列人逸品之列。《画征录》就说:“傅青主画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胜,墨竹也有气。”他的字画均渗透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气节,流溢着爱国主义的气息,在中国古典书画艺术中,博得后人的高度赞赏。

  傅山在医学上,也有着巨大的成就。他内科、妇科、儿科、外科,科科均有很高的技术,而尤以妇科为最。其医著《傅氏女科》、《青囊秘诀》,至今流传于世,造福于人。傅山极重医德,对待病人不讲贫富,一视同仁,在相同情况下,则优先贫人。对于那些前来求医的阔佬或名声不好的官吏,则婉词谢绝。对此他解释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医与好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

  傅山作为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一生中处处表现了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他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气节,毫不愧对“志士仁人”的评价。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正统思想的作梗,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夹杂着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无不打着大汉族主义的烙印,这些则应引起当今学者和研究者的注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傅山的爱子傅眉忽逝,年愈古稀进入风烛残年的傅山悲痛异常,再也经受不得如此打击,不久则撒手人寰,与世长辞,时年77岁。

  摘自《晋阳豪杰》,倩青、柯夫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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