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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文光

  耿文光(1830—?),字星垣,一字斗垣,自字酉山,号苏溪渔隐,山西灵石苏溪村人。
  耿文光的一生是在藏书、读书、教书、著书中度过的,由此造就了他在目录学上的突出成就。耿文光出生于一个“多藏书,兼设书肆”的家庭,受家风熏染,自幼即好书籍。“有负书售者,期必得而后已”。加之其父严于育子,使得耿文光自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由于他视时文为小道,不肯留意,所以屡困科场,久不得意,直到同治元年耿文光三十三岁时才遇改元恩科,得中举人。光绪十五年耿文光六十岁时,山西学政王廷相以其学行优异,保举知县,耿文光以年老辞而不受。科场的失败并未给耿文光沉重的打击,他受其父耿耿州“慎交游,甘淡泊,读古书,求秘本”的训导,以此作为自己一生伟人、治学的宗旨。其父故后,耿文光更是以购书为事,使得家藏万卷。他得以博览群书,从而专攻目录,著书甚丰。
  清代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鼎盛阶段,名家辈出,成就斐然。而私家目录大兴则是清代一个有别于以往的突出特点。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中,耿文光博采众长、潜心钻研,在目录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首先在编制目录的指导思想上,他突破了明清一些藏书家编目只是为了“炫耀版本”、“夸多斗靡”的弊病,明确指出目录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指导读书,因而就书籍内容、作者学术成就、师授渊源来阐明学术源流、区别学科范围。在图书分类上,他基本遵循《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同时又将金石、谱牒专立。他还充分发挥互著与别裁在分类著录中的辅助作用,以加注的形式起到了互注与别裁的作用。此外在取舍标准上,他坚持学术性。而同时又十分注重收采著录与民生有益的实用性书籍。在针对异本时,正其脱、讹、衍、倒。这些独到之处使得他的目录学因而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他一生的主要著作是《金石书目(四卷)》、《医学书目》、《仁静堂书目(八册)》、《目录学(二十卷)》、《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一百四十六卷)》、《紫玉函书目》、《苏溪渔隐读书谱(四卷)》,此外尚有许多尚未整理成书的手稿,然大多未能刊印。其最见功力的当属《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关于此书的写作时间及过程,据其序云“创始于光绪元年七月,断手于十四年三月,凡十阅寒暑,四易稿而成”。然其以后又几增几易,,反复修订,他的这部晚年精作当历时约三十余年。其书仿《四库全书总目》之例,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但子目略有不同。《藏书记》共四十六类,共录书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种,厘为一百四十六卷,是清代继《四库全书总目》之后第一部大型综合性提要式书目。这样的宏篇巨作,仅以个人能力所纂便不能不令人折服。
  除此而外,耿文光还是一位富有实践经验的教育家。他的有关读书治学的理论与实践为后世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他提倡勤奋好学、博采众长、温故知新和教学相长等都是极为有效的学习方法,这对开启蒙童、指引后学很有裨益。具体到读史方面,他主张将目录、职官、年代、地理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这与当代学者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注重知识的灵活掌握,反对死读书。并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下,反对空疏,要求避开门户之见而吸收其长。这确实是比较开明的做法。
  当然,作为封建正统观念极深的儒家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并未敢走的太远,仅仅是在不离经叛道、不借古讽今基础上的。故而他的种种努力,都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封建统治者允许的范围内的有限尝试,对于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和小说家蒲松龄托鬼怪讽当世的做法便不能理解,而大加指责和批判。但其在目录学上的成就确是不容抹杀的。他“藏书宏富,著书等身”却不以此自矜,淡泊名利倒是一个学者应有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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