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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龄

  李宏龄(1847--1918),字子寿,山西平遥县源祠村人。李宏龄因经营票号而卓立于当时商界,创造了不少商界奇迹。因而在当时不仅仅是个一般的商人,而是一位具有政治头脑,观察事物敏锐,对时事有一定了解,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商人。
  李宏龄所在的平遥县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的根据地。其先世也曾以业商致饶,后遭战乱中落。到同治初,李宏龄学贾于本县某钱庄,学成而钱庄败。1868年经同乡曹惠林推荐,入蔚丰厚票号,而该票号的财东是山西介休北贾村,资财达七八百万的侯氏,而侯家的产业除此而外所开票号、商号“几遍行省”,而这些票号、商号在当时都很有气派,在用人上要求很严格,不仅须有可靠的保荐人,而且要进行严格的业务考核。合格者方可录用。而李宏龄在曹惠林介绍入号后,以他的敏干,渐为主事者所器重,先后担任过蔚丰厚票号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庄经理。他经营票号凡40年,对票号的保全及孽殖其功甚大。
  李宏龄担任蔚丰厚票号分庄经理期间,值时局激烈动荡,先后发生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两宫去世等事件。时局动荡之时,许多商人纷纷破产,而李宏龄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愈作愈强,这与他独具远见,目光敏锐且管理有方所致。作为商人,商场如战场,一招不慎,便有可能一蹶不振,血本无归。而李宏龄在商战中,屡战屡胜,靠的就是他决战商场的灵活机动、义利相行的经商思想。首先李宏龄在大局前提下把握行情,灵活行事。李宏龄有着大商人的气度,在面对纷乱的时局变故中,他不采取一般商人落井下石,趁别家危难之时予以吞并的办法,而是以长远的眼光坚持帮助与本票号有业务往来的商人渡过难关,先后以巨资接济,避免了连锁反应带来的“一损全损”的局面,进而巩固了在同行业中的地位,扩大了业务关系。且他不像传统商人,一旦盈利,即将大量银钱或窖藏或挥霍,而是将获利的资本拿出来继续投资业务、扩展业务,进而达到资产升值。李宏龄在主持票号时,坚持顾主利益致上,对顾主讲信义,因而获得顾主们的普遍信任,由是蔚丰厚票号名声益显,生意愈盛。
  李宏龄最受瞩目的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他票号改革的远见。在票号业务繁盛之际,国内、国外的银行成为票号极有威胁的竞争对手,而这种对手在成立之初就因为身份的特殊,使得票毫无与力争。从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后,到1911年,国内一共设立了官办和商办银行17家。他们所用资力虽各不相同,但都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之一,这使一向以汇兑业务为主的票号受到影响。掌握中国通商银行全权的盛宣怀多方拉拢,使得通商银行在官款的收存和汇解上获得了一定的数额。之后,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在1905年和907年成立。他们利用清政府的特权,在汇兑业务上因利乘便,有利的削弱了票号一向具有的优越地位,使得票号的生意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而20世纪初,外国银行在华势力日益扩张,他们凭藉外力对票号的生存造成了更大的威胁。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说“遇倒帐,外洋银行则凭借外力,大清银行则依仗官权,同属财产关系,而彼各挟势力以凭陵……尚何公理之可言哉?”他早已看到了民族商业的求生之难,因而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李宏龄鉴于票号大势已去,认定只有改组为银行才有出路,于是与游历日本的祁县票商渠楚南一起联合京都祁、台、平三帮票庄,致函山西总号,要求改组为银行。而且他还致函各地票庄,征求意见,得到各地票庄的普遍支持,在李宏龄的带头下,各庄纷纷要求改组票号。与此同时,李宏龄还与同仁制定了票号改组为银行的具体计划。但是,李宏龄发动的这一票号改革计划,遭到了总号守旧者的极力反对,致使这唯一改变票号出路的办法束之高阁。山西票商由此在夹缝中艰难生存数年之后,悄然无息。
  山西商人在明清称雄商界五百年,而以清代山西票商为最,曾一度执金融界之牛耳。在局势纷纭中,山西票商一再错失良机,终以葬送自己为结果。而李宏龄发动票号改革的远见之举如能实行,则山西商人的辉煌或可继续。由此,李宏龄作为一个商人,他的远见卓识确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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