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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奋熙

  刘奋熙(1857--1899),字振翼,一字汝贤,号筱岩。山西祁县塔寺村人。
刘奋熙生前与渠本翘、乔尚谦等志同道合,经常共议国事,为推进三晋的经济、政治和教育的发展,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他们同为三晋近代难得的人物。而刘奋熙人生路程的耀眼之处无疑是其作为县令、为政六年“爱国卫民”的清官生涯。
刘奋熙在任期间为官清廉刚介、勤政爱民。早在刘奋熙青年时,便不以八股时文为宗,力求学以致用,以图匡正世风、学风,受到当时的文坛名士――历任修撰、山西学政、江苏镇江、苏州等府知府王仁堪的称道、赏识,在其二十九岁时拔为举人,到他三十四岁庚寅科考时,终于登上了科考的顶端成为了进士,开始步入仕途,由此被擢为贵州省知县。他在贵州省罗城县、天柱县任县令时期“两袖清风,毫无官场习气,而志量识见更为远大,恒以圣贤之学自励,且引天下事为己任”。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国内局势大变,知识界很受震动,刘奋熙亦然。作为一名百姓的父母官,他也在思考实际的有利民生的措施和办法。他实践的办法便是“裁陋规以祛弊政”,注重“卫民生”。尤其是在他被委任的地域,“汉苗杂处”,少数民族的问题一直题而不决,且统治者一向以少数民族为弱势民族,因而加以歧视和无情压制。而刘奋熙在任职期间却反其道而行,坚持民族平等,主张一视同仁,认为“官能将苗当子看,苗即视官如父母”,尽管他的这种思想无疑封建意识较为浓重,但毕竟是将苗族百姓视为亲人了,他这种不轻视、蔑视少数民族的思想与行动在当时尤为可贵。在“卫民生”的职官生涯中,他首先以“选清吏为大要”。他认为为政之要,就是官吏要清廉,这是卫民生的根本问题。为此,他很重视选拔人才,并认真考察了古代的官制,对于选举、科举等选择官吏的制度,作了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撰写了《孝廉方正源流考》、《六朝人才对》等文,来对古代政治制度进行总结清理,并对旧的官吏制度进行了批判。针对高级官吏的腐败无能,致使国家蒙受屈辱的现状,他提出整饬官吏,选清吏,“禁种罂粟”,“为民除害”,以振兴国威,抵御强敌。他的这些“卫民生”的提议,尤其是对古代官吏制度的考察和禁种罂粟的倡导,很有见地,表明了他敏锐的眼光和识见力。然而这些办法对于清王朝内忧外患迭发的情势却无力挽救,因为此时的大清早已日薄西山,改革只是装腔作势,刘奋熙看到“时事将不可为”很是伤感,于是乞休归里。
尤为可敬的是刘奋熙宦游数载,“囊橐萧然”,连返归故里的路费都不足,地方以千金助行,也被其拒绝,只是靠在贵州经商的山西商人借贷才得以成行。走时,当地百姓奔走呼号,进行挽留,挽留不成,又相率“饯于郊外”,“有数苗人,依恋尤至,请从公至晋,公慰谕之,弗顾,跋涉数千里卫公至里乃泣而去”,由此可见,如不是刘奋熙恩待苗人和当地老百姓,视民如子,真心实意的为民做事,在其卸任离去时,怎能出现百姓相与挽留,泣别郊外的动人一幕,哪能得当地百姓如此的敬重与真心的拥戴呢!如不是他能一视同仁,尊重苗民的风俗习惯,实行民族平等,又怎能得几个苗人兄弟不远万里护送其回故乡的感人场景!
此外,辞职回乡的刘奋熙为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回乡之后,刘奋熙衣食无着,只得设帐授徒,一方面从事教学,一方面进行著述。刘奋熙其人性格豪放,思维活跃,明体通达,讲求经世致用。在他设帐授徒、藉以自给而进行教学时,从者甚众。在回乡的短短的数年之中,刘奋熙“窃叹近世之士非耽于破碎之考据,即溺于腐滥之时文”,通过著书立说来表达他“明体达用”的观点,且著述甚丰,据其子刘伟等记述说,他有选定的《阳明集》、《明儒学案杂钞》、《汉魏唐宋诗钞》、《古文选腴》诸书,然散佚尤多,现在仅存《爱薇堂遗集》。
总之,刘奋熙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封建知识分子,他生逢国难当头之际,“卫民爱国”,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令人可钦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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