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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松年

  乔松年(1815—1875),字鹤侪(一说字健侯,号鹤侪),山西徐沟(今山西清徐)人。
  乔松年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家庭,同时又是满清政府极为倚重的重臣。曾任工部主事、苏州知府、常镇通海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安徽巡抚、河东河道总督等职。在其入仕不久,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他的职场生涯便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革命军紧密联系起来。
  咸丰三年(1853),乔松年任江苏苏州知府,同年八月,他侦知响应太平天国起义而占据上海的小刀会与苏州潮勇秘密联系,准备起义,便迅速派兵捕杀了潮勇首领,瓦解了这支准备起义的队伍。不久,又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帮助下,镇压了上海小刀会。乔松年由此被擢为道员,奖赐花翎,同时授常镇通海道。咸丰六年(1856),乔松年跟随两江总督怡良驻守常州,而此时太平军攻势正猛,为遏制太平军东进,乔松年建议对与太平天国有任何联系的人予以坚决镇压,防止起义势力蔓延,因而使得不少人受到牵连遇害。同治二年(1863),乔松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在第二年走马到任、驻防临淮时招募兵勇,重兵设防,加强对捻军的防范。同年,乔松年、英翰配合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对捻军进行夹击,致使捻军重要首领张乐行、苏天福等人被害,捻军遭到了极大损失。同治五年(1866)乔松年调任陕西巡抚,为对付捻军,他与前任巡抚刘蓉联手,实行坚壁清野,在大小乡村筑保藏粮,编立保甲,调重兵组成层层防守线,给捻军的活动和生存造成直接威胁,改变了清军被动尾随捻军的疲劳战术,最终于同治八年(1869)镇压了捻军起义。
  作为忠臣,乔松年对清廷耽竭所能。在咸丰六年(1856)江苏省发生大旱灾,乔松年害怕饥民暴乱,便提出赈济,鼓励商人将粮食运入江苏,稳定了灾民的情绪。并针对战乱期间江南地区商品流通不便,便采取了便利可行的钞票法。咸丰九年(1859)乔松年被题为两淮盐运使,他设法招徕盐商,恢复盐商贸易,确保了江北大营镇压天平天国的军饷。而随着天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被镇压后,乔松年转而治河。但近二十年的军事生涯和治河工程的艰巨任务,使他身心交瘁,于光绪元年(1875)病逝,清廷根据他一生的“业绩”,赠其太子少保,谥号勤恪。
  乔松年值得肯定是他要求民族自卫、坚决抵御外侮的立场。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扩大在华利益,他们在协助清军镇压上海小刀会之后,又步步紧逼软弱的清政府,英法联军于咸丰六年(1856)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为清廷忠臣的乔松年闻讯后,怒不可遏,立即上书,请求督兵,以抗击列强。但由于英法利用近代化军事装备的优势迅速攻入北京,威逼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因而使得乔松年的愿望未能实现。
  形势的需要将乔松年推上了军事舞台,但不可否认的是乔松年也是一个正统的儒者。在战争余暇,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同时著书立说。在其《论语浅解》中,乔松年认为治国的根本是对人民实行纲常教育,人人奉行“礼”,便使社会各阶层有了各自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人们便不会产生份外的思想和欲望,更不会举行农民起义。并希望从各方面加强对孔子的崇拜,以达到稳定封建秩序和封建统治的目的。这是他思想僵化的一面。但同时,乔松年受明清“经世致用”的影响,也赞同讲求实用、进行变革的观点。面对国门被开、社会矛盾迭生的现状,“天朝上国”的弊端完全展露,遮遮掩掩已经不能麻醉人们的精神,务实的乔松年同洋务派一样,主张在中国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变革,但这种变革只是一点一滴、不触动政府威严的变革。并且主张“君民一体”“民生为先”,反对空洞的口号,提倡切实的行动。
  总之,乔松年一生转战疆场,为重新整顿清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而效力,为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而奔波,是历史上反动的一面;但在国家主权面临外来威胁、民族尊严受到挑衅时,又能挺身而出,也是值得肯定的。他既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又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一个典型的忠臣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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