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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本翘

  渠本翘 (1862--1919),字楚南,山西祁县人。其先祖原籍上党,于明洪武二年移居祁县。自清初,渠家以在包头经营菜园起家,到乾隆、嘉庆年间,从南方采办砖茶等商品,并远销西北、蒙古、俄国,成为经营着多种商品和钱业的巨商,到其父渠源祯时,渠家商业发展到鼎盛,渠氏三兄弟除开设有实力雄厚的“百川通”、“三晋源”、“长盛川”三家票号外,还开设有茶庄、盐店、绸缎庄、药材行、钱庄、当铺等商店,在山西乃至全国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渠源祯正是“三晋源”的东家,人称“旺财主”。
  渠氏出生于这样资财雄厚的大商人家庭,耳濡目染,日后踏上从商之路也是必然,使得他从而成为三晋乃至全国的近代中国第一代实业家。渠氏虽然子承父业,然而由于他所处的特殊的时代,家国命运的互相交织,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渠本翘并没有象父辈一样继续他的票号和其他商店的生意,而是在积极地寻求实业救国之路。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与祁县乔家合资,接办了山西官办火柴局,改名为“双福火柴公司”,是山西第一家近代民族工业,之后,他还以雄厚的资本,兴办了一些具有近代性质的工业企业。而与此同时,由于国外资本家在中国纷纷买地买矿,进行资本掠夺,全国上下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争矿运动,而山西在知识界特别是大学生和留学生的宣传和鼓动之下也开始了如火如荼的争矿斗争。渠本翘作为金融界、商界的代表,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晋地民众与英国福公司力争矿产开采权的“丙午争矿”斗争中,奔走矿事,积极地取得巡抚丁宝铨的支持,并被推选为“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总经理。他以总经理的身份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四处奔走,争取了在京的晋籍官员通力合作,上下努力,终以二百七十五万两白银――多出原租借价二百万两白银近二分之一的代价赎回矿权。从这件事中反映了渠本翘作为民族资本家在反帝、爱国的斗争中始终站在了风头浪尖上。
  渠氏作为山西政界、商界名流在倡导实业救国的同时,关心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重视科学文化,注意从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求民族思想文化的主体精神,并在“时事不可为”的现实中,坚持教育兴邦,积极地兴办学校,进行科学文化发展的实际组织工作。他在担任保晋公司经理以前,曾在家乡祁县创办了山西省第一所女子学校,从实际行动中表明了他反对歧视妇女、倡导男女平等,注意发挥妇女的聪明才智的立场。同时,他在1904年被调任山西大学堂的监督,山西大学堂与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三校是辛亥革命前仅有的三所国立高等学校,而山西大学堂的监督则相当于山西大学的校长,虽然由于实业活动繁忙,渠本翘仅任职一年,但他对山西大学的前身山西大学堂的艰苦创建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此外,作为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士人,他在纷乱的时局中,思想上极为务实。他熟谙文史,但又不被古人所言束缚,不满足于现实的沉闷的学坛风气和学风,斥责其“率肤滥不足道”,反对压抑人性、醉心于经学字句,“不见容于名”,崇尚质朴、务实。对流行于当世、倍受统治者青睐的“宋儒性命之学”尤为不屑,却推崇明清之际包括傅山在内的一批对传统思想总结批判、口诛笔伐的学者,在当时他的这种开阔的思想境界使他执著的追求实学,进而成为中国近代“实业救国”思想的先驱。
  但同时,由于身在仕途(曾任驻日本横滨市领事,典礼院直学士),渠本翘对封建统治者也抱有极大幻想,对满清政府一味愚忠,他在慈禧太后庚子事变时逃往西安途中,在其路经祁县时予以招待、并执意随行的事件便是明证。此后,袁世凯窃取了全国政权,想借重渠氏在山西的威望予以礼遇,渠本翘却因“感国恩,固未尝一日忘清室”而拒绝政事,投身教育,以“创办学校,及助刊先正戴枫仲先生《半可集》,一一引为己任”。
  总之,渠本翘是三晋近代第一个民族实业家、资本家,他的实业救国、教育兴邦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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