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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唐代宗大历七年至唐武宗会昌六年,772-846),字乐天,原藉太原,曾祖白温迁徙至下卦,所以又为下卦人(今陕西渭南)。他本人出生在河南新郑,后又迁居洛阳,晚年居香山,号香山居士,后人因称白香山。他曾经做过太子少傅,后人又称白傅或白太傅。会昌六年(846)七十五岁时,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
  白居易出生于小官僚家庭。父亲白季庚曾做过彭泽县令、襄州别驾等小官。他自幼聪敏,五六岁时就开始学诗,到九岁的时候便能熟练分清声韵,十一岁时离开家乡到浙江一带避难,饱尝了“衣食不充,冻馁并至”的贫困生活,这也成为他苦节读书、勤奋不息的动力。“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十六岁后从江南北归以诗文干谒当时的文坛名流。一次去长安拜见当时盛享诗名的顾况,顾况跟白居易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不大易。”当他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惊奇地说:“吾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此后,白居易继续发奋苦读。二十九岁,参加科举考试一鸣惊人,中了进士,从此,白居易开始步入仕途,走上了政治舞台。

白居易前、后期的思想转变

  白居易一生的思想经历过一次重大的变化,明显地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积极进取精神占主导地位,后期则以消极独善思想为主流。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转变从元和五年(810)左拾遗秩满卸任之后开始到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刺后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正式完成。
  前期的白居易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白居易自幼饱读诗书,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自小就在他思想里根深蒂固。同时少年时避难越中的悲惨经历使他目睹了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难,步入仕途后,他看到了朝政的腐败与国家面临的危亡局面。这些更加激发了他兼济天下、救国救民的信心和决心。元和三年(808)白居易官拜左拾遗。这意味着从此以后他有机会直接对皇帝讲话。在三年的任期内,白居易对于自以为朝廷处置失当的应该匡正的各种大事,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出过意见和建议。并希望通过向皇帝进言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改革朝政,振兴朝廷,从而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理想和抱负。在《初授拾遗献书》一诗中说明了他官拜左拾遗后兴奋、激动的心情:“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
  面对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朝廷,白居易频频上谏,或反对宦官参政、或鞭鞑藩镇割据、或批评宰相失职,甚至敢于在皇帝面前不掩锋芒,犯颜直谏。元和四年(809)九月,王承宗起兵反叛,唐宪宗命宦官吐突承璀为监军,而白居易上书反对。《新唐书?白居易传》中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实:“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色变,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绛曰:‘陛下启言者路,故群臣敢论得失。若黜之,是钳其口,使自为谋,非所以发扬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
  除了直面向皇帝进言外,白居易还常常用诗歌作武器抨击朝政的腐败,希望能以此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的。《与元九书》中说:“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这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前期兼济天下、锐意进取的人生态度。
  元和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刺,四十四岁的白居易因上书缉凶而得罪,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以后,白居易以全身避祸、独善其身为主。被贬江州对他的打击是空前惨重的。如果说他在左拾遗卸任以后,消极颓废的思想已经滋生的话,那么,被贬江州以后使得白居易完全悲观和绝望。这不只是因为一己之受挫,而且包含了对整个时代、对国家未来的命运。“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适意二意》)这真实地反映了白居易愈来愈减、直到冷淡的政治热情。此后,他的诗歌创作大都是感伤、闲适、杂律一类。诗中再也看不到先前的锋芒和勇气,没有了当年改革政治、匡时济世的壮志,与十多年前激情澎湃的拾遗风采比较,确实判若两人。读一读《白云泉》,看一看《咏慵》、《闲居》、《隐几》等诗,我们就可以深刻感受到诗人在后期所遭受的精神痛苦。
  元和十四年(819),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一年多之后被召还至京,任尚书司门员外郎、尚书主客郎中等官。但是他目睹的还是朝中混乱的政治局面,还是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藩镇作乱。为了全身避祸,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便自中书舍人自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在任地方官的十余年中,白居易心系百姓,造福一方,为当地做了不少好事,赢得了劳动人民的爱戴和敬仰。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后期消极避世、独善其身思想的主流特征。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讽喻诗、感伤诗

  与白居易思想前、后期的巨大转变相一致,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也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总体上前期以讽喻诗为主,后期以感伤诗、闲适诗为主。正如《与元九书》:“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白居易前期所作的诗歌主要是讽喻诗。绝大部分是在任左拾遗时写的。这类诗奠定了白居易在文学史上功利主义文学思想与通俗化倾向的地位。从根本上讲,这类诗的创作目的是要借诗歌的讽喻功能去感动皇帝,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达到改革弊政的目的,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所以讽喻诗是白居易本人最重视的,也是价值最高的一类,共计一百七十余首。其中,《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更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杰作,具有高度的思想性。
  白居易的讽喻诗多方面、多角度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地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抨击了统治阶级的昏愦与残暴,表达了诗人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具体地讲有四个主要特点:第一,为劳动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大声疾呼。这类诗歌最多,如《观刈麦》、《杜陵叟》、《夏旱》、《采地黄》、《白云》、《黄竹》等等,诗中无不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第二,对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特别是对于被迫断送自己青春和幸福的宫女,表示深切同情,并为之大声呐喊,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社会严重的妇女问题和妇女的不幸遭遇。这类诗有《妇人苦》、《上阳白发人》、《井底引银瓶》、《后宫词》等等。第三,对造成劳动人民痛苦的罪魁祸首进行批判和揭露。这里既包括荒淫享乐的统治阶级,也包括唐代的各种弊政及制度。《红线毯》、《卖炭翁》、《重赋》等分别对中唐弊政如“进奉”、“宫市”、“两税法”等进行尖锐的批评和揭露,用人民的种种苦难反衬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度和中唐弊政的罪恶。第四,就中唐边防政策和形势进行讽喻。无情地批判和揭露了当时军事上的腐败。《西凉伎》、《城盐州》、《缚戎人》等都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
  白居易的感伤诗主要是在元和年间遭贬谪时写的,因此,内容大多是抒写仕途挫折的悲慨与怀才不遇的伤感。就艺术表现而言,这类诗大多在营造意境时为读者留下含蕴曲折的回旋余地,比直表理念的讽喻诗和语意浅淡的闲适诗,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所以就审美艺术而言,感伤诗是白居易诗歌中最出色的。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的《长恨歌》与《琵琶行》足以见出白居易诗歌的特色,标志着叙事艺术的高度成就。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诗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这两首诗巨大的艺术魅力。
  此外,白居易还写了大量的闲适诗、杂律诗,特别是杂律诗,现存一千九百余首,其中一些小诗像《暮江吟》、《问刘十九》等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民的喜爱。

白居易的杰出贡献

  白居易作为唐代作诗最多的诗人,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首先是他形成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其次,他领导了中唐声势浩大的新乐府运动。使乐府发展到全新阶段,成为诗坛一支精锐的生力军。还有,他扛起了一面通俗诗派的大旗,把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引向大众化。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主要在《与元九书》中作了阐述。首先,白居易从诗歌同现实的关系着眼,他认为诗歌应该同现实政治相联系,积极干预现实生活。诗歌应该负起“导泄人情”“补察时政”的政治使命,所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也应该“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因此,这就要求诗人植根于现实生活,又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诗歌的“真”,才能“字字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寄唐生》)
  白居易还领导了中唐声势浩大的新乐府运动。中唐前期,诗坛盛行逃避现实的倾向。面对贞元、元和年间的内忧外患,白居易主张诗歌应正视现实,反映民生疾苦,揭露时政弊端。所以他组织和领导了以新题写时事的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继承和发展了建安以来特别是杜甫因事立题的优良传统,从而使乐府发展到全新阶段,使乐府诗成为诗坛上一支精锐的生力军。
  白居易独特的历史贡献之三是他扛起了一面通俗诗派的大旗,从内容到形式上把诗歌引向大众化。因而使白诗为人所喜闻乐见,真正做到了老妪能解,并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元稹说:“自篇章以来,未有诗传如是之广者”。 (《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自己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妃、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与元九书》)。事实上,不但当时国内广泛流传,甚至在日本、高丽等国也争相抄写、贩卖他的作品。
  会昌六年(846)八月,白居易病死洛阳,卒年七十五岁,赠尚书右仆射,葬洛阳龙门山。《新唐书?白居易传赞》对他给予高度评价:“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着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侥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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