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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

  摘自《三晋历史人物》,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本文作者:崔凡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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