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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 缭

  

  尉 缭——尉缭即尉缭子,战国时魏(今晋南)人。生卒年不详,大约活动于魏国由安邑迁都于大梁的历史时期,为魏惠王即梁惠王时人。著名的军事家。他所著的《尉缭子》一书,在古代就被列入军事学名著,受到历代兵家推崇,与《孙子》、《吴子》、《司马法》等在宋代并称为《武经七书》。
  尉缭一生事迹,史籍载之不详。据明代太原崞县(今山西原平县)人刘寅对照《史记》的记载推测,魏国在前334年招贤,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尉缭可能就在这时至梁并见到梁惠王,《尉缭子》一书即是他与梁惠王晤谈军事学的一个记录。但由于庞涓当权,尉缭等人都未见用。从《尉缭子》的谈话内容看,尉缭不仅熟悉魏国的国情,而且处处为振兴魏国着想,表现了他热爱故土的深情,以及对秦兵压境的忧虑。另外尉缭对军事家吴起曾表示了无限钦佩之意。他赞赏吴起执法严明,重视士兵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具有其重民及重视人的因素的积极意义,他希望魏国能有象吴起这样的军事首领。
  尉缭的军事思想包含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微观军事学的内容,包括纪律条令、队列条令、训练规则、各级人员守则等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他特别重视对战略方针和战术施行细则的制定,强调战略的原则性、庄严性和战术施行的灵活性、独立性相结合。二是宏观军事学的内容,他认为战争不是单纯一个军事问题,单靠军队是完不成战争任务的。他深论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指出国内政治不稳定要设法避免战争,如果敌人入侵要迎战、出击时,必须团结国内一切力量,一致对外。他提出经济条件是进行战争的物质保证,战时更应增加生产,创造财富,加强管理,严格财政监督。他认为经济状况的好坏,不仅直接决定战争的物质力量,决定军队装备的素质,而且决定社会政治的安定。将校不仅需要具有最佳的军事素质,而且需要有深远的政治远见。
  尉缭的战争观有许多精彩的论断,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为正义而战的战争观。尉缭指出,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类,举兵的原则,必须是为正义而战,绝不能进行掠夺他国财富的强盗式的战争。他将战国时期的战争性质概括为三类:一类是“本仁义”的正义战争,第二类是非正义的战争,第三类是“相图”胜质的战争。他根据当时各国交相攻战,唯力是尚的局面,提出应该积极整饬军备,增强军队的战斗力,用以抗敌、图存、立威。他的结论是“故兵不得已而用之”,“而不能废兵也”。
  二是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他注重“用智使力”。认为从统帅到士兵,都要发挥主动精神,齐心协力,用智斗勇,为减少损失、获取最后胜利创造条件。他指出纪律是战争胜利的保证。他认为整军治军要赏罚分明,严格执行军制、军法。战争首先得战胜自己,战争不仅是交战双方兵力的较量,也是智慧的较量,胜利者是属于有智有勇、智勇统一的军队,突出军事辩证法的重要性。
  三是“用智使力”的理论思维基础。“用智”从哲学意义分析,即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方法论。《尉缭子》一书中,吸取了儒、墨、道、法、兵诸家的精义,总结古代兵法并根据魏国经济发展而政治不够稳定,又处于四面受敌的不利形势立言立论的。因此这部兵书既有普遍性意义,又有其显明特点,这是他唯物论思想的体现。特别是他提出经济条件是战争的基础,政治是战争的保证的观点,是其运用唯物论分析所的结论。尉缭思想中又充满着辩证法,他认为战争的性质是义与不义的统一,师出不义易败;军队内部的关系是将帅和士兵的统一,良将精兵的组合才是最佳军队。
  尉缭最重视矛盾转化思想的研究和论述。他认为缺乏转化思想就不可能产生转化的自觉行动,矛盾转化的关键是要有转化的意识。他还强调转化的整体性意识,主张采取措施,全民总动员,并应积极创造转化的主客观条件。在尉缭的辩证思维中,具有丰富的逻辑思维的内容,含有系统的判断、推理的内容,充分体现了他高度重视辩证法的意识,以及“以智使力”的智力战争观,这在古代兵书中是一个突出的优点和特点。
  《尉缭子》一书在中国军事史上不仅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中也有广泛的影响。它与《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和《唐太宗与李靖问对》等在宋代并称为《武径士书》,并颁布为教科书,奉为兵书的经典之作。其后,《武经士书》作为一个整体而流传的军事著作,在我国冷兵器时代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原则,至今仍是战略战术上不可违背的规律,成为研究现代战略战术的参考资料。今本《尉缭子》在西汉前便已流行,较接近于原貌。
  《尉缭子》一书,以其具有的三晋文化的特点,既体现了传统兵家的基本理论,又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广泛的适用性和现实的借鉴性。它从内容上超越了军事学的范围,在时空方面有较大的跨度,其中许多精彩的见解,不仅为中外兵家所重,也为研究三晋文化及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的识者所珍视,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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