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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起

  

  吴 起——(约公元前440——公元前381)战国初期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公元前410——公元前383年他在魏国为将27年,是其一生最辉煌的岁月,率魏军先后与各诸侯国大仗作战76次,64次大获全胜,12次胜负未分,战无败绩。自公元前406年起任西河(今山西河津一带)守,使秦不敢东向。此间,他还写成《吴子兵法》48篇,与孙武、孙膑并称为“孙吴”,对中国古代军事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相传吴起曾从学于曾参,多有争论。钱穆考辨吴起仕鲁在鲁穆公初年,此时曾子早已去世,故“起不及事曾子”。而刘向《别录》言及《左传》源流时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这样看来,吴起所师,恐怕是曾参之子曾申。也就是说,吴起与儒家的直接关系,恐在曾申而不在曾参。
  由于在师事曾申之前无所学,所以他一生中首次接受到儒家的思想,便会影响到他的思想所向。事实上,吴起后半生的作为,特别是他在魏国的表现,很清楚地证明了他的儒学倾向。
  吴起曾任鲁将,不久遭到鲁君的猜忌,原因有二:一方面,鲁国为儒学浸染日久,一向以忍让的态度对待其它诸侯的挑衅,而吴起为建功立业的勇将,显然与鲁国政策不和;另一方面,鲁缪公本人亲儒,而吴起之行事,诸如“游仕不遂”“杀谤己者”“母死不归”乃至“杀妻求将”等等,不合儒道,使缪公对他更加疑忌。吴起在鲁国陷入了困境。在鲁国无法久留的情况下,吴起得到李克和翟黄的赞同和保举,得到魏文侯的重用,安心事魏,并大力施展自己的才华。
  据现存史料记载,吴起在魏国的业绩似乎主要在于军事方面。当时,魏国军事上的主要威胁来自秦国,其次是韩国,吴起能击败秦军,并拒守西河之战略要地,无疑解决了魏国的当务之急。所以,在没有意外的情况下,他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
  据郭沫若的看法,吴起对魏国兵制的建立亦有举足轻重的贡献。武卒制即国家利用税收之资训练装备精良的常备军,并给予中选的士兵家属以适当的照顾,同时郭氏还认为这是征兵制的开始。
  吴起虽非合格的儒者,但其言行,却不免透露出大量儒学的痕迹。魏文侯重儒,以子夏为师。郭沫若,主张吴起极有投师子夏或面受子夏之教的可能。吴起提出“君仁”“民利”,并强调“君身必正,近臣必选”,一派儒学气象。吴起在同魏武侯关于西河之地的讨论中提到“善政”,“在德不在险”的观点,西河之地面临秦、韩两国威胁,仅以武力与之抗衡是很难长久的,所以吴起主张以德政换取民心。
  吴起终究离开魏国,至少有两种说法:(一)武侯对吴起不信任;(二)王错谮吴起。吴起去魏入楚的年代,无法确知。吴起在楚不过五六年的时间,谱写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生命之歌。
  吴起在楚期间业绩的具体细节不得而知。但荆楚变法无疑是他的主要功绩。春秋时期的政治大变动,终于促成了战国以来此起彼伏的变法运动。这些变法的主要共同点之一就是把矛头指向世袭贵族,充分调动中下层的力量,依恃任人唯贤的政策,应付严峻的现实,吴起变法亦具有这一特点,且比“前辈”人物更彻底。
  吴起变法的中心在经济问题上,在于发展生产,节约国家开支,增强国防力量;而变法的主要对象,则是造成国家经济浪费,成为国家财政负担的世袭贵族。由于吴起的斗争对象首先是世袭贵族,所以贵族从一开始就极力反对,但由于楚悼王的支持,此变法大抵还有过一定程度的实行。不幸的是,一年刚过,悼王死去,吴起立刻遭到贵族残杀,被“肢解于楚”。吴起被肢解,意味着变法运动的结束。
  吴起失败的原因,一方面迫使贵族开荒耕植,另一方面极大地扩充军备,把兵战之苦转嫁给下层人民,不仅从根本上限制了生产的发展,也使普通百姓怨声载道,后人以为他“以兵弱楚,”就是这个道理。与后来商鞅变法的主张相比,就缺乏那种以耕为首、以耕为战的特点。古人曾说,“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像吴起、商鞅之类改革家的悲惨命运,乃是中国丑恶政治的牺牲品。
  《汉书·艺文志》在“兵书略”中著录《吴起》48篇,又在“诸子略”杂家类中著录《吴子》一篇,不知二书有何关联。现存《吴子》六篇:《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这样《汉志》所言二书和现存《吴子》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争论的又一问题。
  《吴起》48篇已无法得见。现存《吴子》之中不专言兵事,内容颇杂,儒、道、兵、法诸言皆有,倒是和《汉书》中列入杂家的《吴子》有些契合。书中写作手法以吴起和文侯,武侯的应答为主;其思想有两大特点:一曰重民,二曰重道。从韩非一直到司马迁时代,吴起之书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固然《吴子》一书未必尽然为吴起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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