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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笃

  杨笃(1834—1894),字巩同,一字雅利,别署琴如,号秋湄,别号北屈,或署虬麋道人、吕香真逸、晚号东渎老人。山西省乡宁县人。

  杨笃为近代极为有名的方志界名家。他的前半生,致力仕途,而后半生,几乎全部倾注于地方志事业。杨笃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十一岁起便扎下了考订源流、探讨学问的深根。青年时代的杨笃好学不倦,求知心切,曾遍交当时名宿,声誉渐起。同治甲子(1864)年他考取举人,但在晋级进士时,却屡遭惨败。他空有一腔建功立业的热情,却无处舒展。在人生失意、宦途维艰之时,他经过痛苦的挣扎之后,进行了理智的抉择,将注意力集中到著书立说上来。他以浑厚的文学功底,深湛的金石学、文字学功力进行考订,究讹补缺。他在宏治九年受聘西宁宏州书院讲学。期间,受知县之约撰修了《西宁新志》,杨笃立意创新,在撰修该志时,发凡、体例均不受毛奇龄、戴震、章学城等名家的成规束缚,自成体例。在该志的地理篇中,他纠正了郦道元《水经注》中的错误;在人物志中,又补充了金元时代的欠缺。此志一经刊印,便受到时人瞩目,从而成为杨笃跻身方志界名流的经典之作。自此,他便于方志结下了不解之缘,慕名来聘其修志者接踵而至。他一生之中主撰了《山西通志》(光绪)、《蔚州志》、《代州志》、《西宁新志》、《繁峙县志》、《壶关县续志》、《长子县志》、《潞城县志》、《黎城县志》、《屯留县志》、《天镇县志》、《长治县志》,襄修了《五台县志》一部,共计十三部,创造了我国历史上个人修志种数最多的纪录。其中,他的最后一部宏作《山西通志》是在通志几经变故、几度停顿的关头而毅然出面总纂的。他在志书修撰的六千多个日日夜夜中,曾感慨说:“倘志书不成,三晋文献由我而斩,罪不更大乎?”正是这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得他将修志看的比生命更为重要,抱病而书,每天都有新的进度,书成之年,杨笃便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山西通志》是其生平精力之所萃,成为同代通志中的佼佼者,受到张之洞、梁启超等的高度评价。该书体例之谨严,考核之精详,文笔之简括,取舍之得当。虽然他不象章学城那样有方志理论的专著,但长期的实践和艰苦的探索使他在方志的编纂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修志主张很多极有积极的意义。例如他讲求实用,对“摹绘景物,界面楼台,无关实政者悉不登”;重视绘图,认为“史不为图,地志则非图不可”,他在历代疆域、山川、城池、乡镇等图上都画有计里方格,并标以特别的符号,为历代旧志所罕见;他以科学的经纬晷度取代以往的荒渺的星野说;重视金石,以自己金石之长,详加考订以补史书之不足等,使得他所编纂的志书中保存了大量的极有用的资料。

  此外,杨笃也是当时极负盛名的诗人、杂家兼书法家。虽然杨笃的诗歌较其所修志书文字之量要少得多,但无论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来看,他的诗歌在同时代的文坛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他以七言古诗和七言律诗的形式,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下了不少为民请命切中时弊的好诗。 除诗词外,杨笃不仅擅“三礼”、通经史、精金石、工书法,而且在地理、目录、诸子、算术、篆录、声韵等学术研究上均有较深的造诣。他一生除方志外,著述很多,可惜大多未行于世。在他死后的二十年,日本学者到中国后,曾“不远数千里,亲造其门,以千金购其寸缣断墨而不可得。”由此可以想见,杨笃的影响之远。

  总之,杨笃虽然是一个受封建文化熏陶的旧文人,但仍不失为奋发有为的学者,尤其是他在方志编纂上的贡献丰富了山西的方志,对后代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他撰志,力求精核无误;为文,能贴近生活,体察民间疾苦,忧国忧民,尤令人称道。“满屋图书横古墨,虚堂神鬼伴孤灯”是他自己真实的写照。正是因为他勤于笔耕,才使得我们今天得瞻更多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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