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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若璩

  阎若璩字百诗,号潜丘,生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山西太原人,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清初著名学者,清代汉学(或考据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阎若璩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阎世科,是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官至辽东宁前兵备道参议,著有《敬刑录》、《计辽始末》诸书。父亲阎修龄,字再彭,号饮牛叟,明末贡生,以词章名,著有《眷西堂诗文》、《红鸥亭祠》行世。母亲丁氏亦能诗文。家学渊源,使阎若璩自幼就置身于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之中,受到家庭的文化熏陶。他幼年体弱多病,口吃,秉性迟钝,甚至“读书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犹未熟”。但仍自强不息,勤勉不怠,“潜心钻研,扶精剔髓,思成一家之言”。每当同学日暮抱书归家之后,他仍“独吟不置,必背诵如翻水乃已”,甚至“发愤将书拆散,读一页辄用面糊粘几背,既熟即焚去”。水滴石穿,积思自悟,他终于在15岁的一个冬夜“心忽开朗,如门牖顿辟,屏障壁落”。从此颖悟绝人,读书过目不忘。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15岁的阎若璩以商籍补山阳县学生员,此后更是钻研经史,深造自得。他立志博览群书,曾经集陶宏景、皇甫谧的名言“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题于柱上,以此来鞭策自己发奋学习。多年孜孜不倦的潜心研读,使他成为才富学赡的青年士子,为他日后卓然成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时海内名流过淮,皆与之交接,当地的学者如李明睿、方文、阎尔梅等,亦折辈和他来往,一起讨考古今,切磋学问,使他获益非浅。

  康熙元年(1662年),阎若璩改归太原故籍。以后,他数次返籍乡试,但都名落孙山。值得庆幸的是他也并未虚行。康熙二年和十一年(1672年),他两次到太原松庄拜会了傅山,两人切磋学问,考辨金石遗文之学,情谊笃厚。康熙十一年,他第四次返归故里,恰逢顾炎武游太原,他们一道考晋祠古迹,辨晋水源流及太原之沿革、唐晋之分封。顾炎武还以“所撰《日知录》相质”“即为改定数条,顾虚心从之”。

  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科,阎若璩应荐赴试,落策后仍寓居京师,日以论学为事。其时国内名流学者鳞集北京,阎若璩以“博物洽闻,精于考据经史,独为诸君所推重,过从质疑,殆无虚日”。内阁大学士徐乾学叹服他的学问,特意将其邀至家中,待为上宾,“每诗文成,必属裁定”。是年,徐乾学奉敕修纂《清一统志》,阎若璩应邀参加,并随书局前往洞庭东山、嘉善、昆山等地。这一时期阎若璩与精于地理学的顾祖禹、黄仪等晨夕相处,对地理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于“古今沿革,考索寻究,不遗余力,往往出其意表”,使参加撰书的学者们大为赞赏。在修纂《大清一统志》的同时,阎若璩还与万斯同、顾祖禹、胡渭等学者相与讨论,排比正史,参考诸书,协助徐乾学完成《资治通鉴后编》184卷。

  康熙三十三年(1694),徐乾学去世,一统志局的诸学者云散,年近60岁的阎若璩也回到了淮安府山阳县。其后,他常常“访友数百里内,往来苏杭,轻舟载书册酒茗,倘佯湖山烟水之间”。此时,他已“名动九重”,但使他深以为憾的是“绩学穷年,未获一遇”,名成而功未立。康熙三十八年(1699)和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南巡江浙时,他先后两次进献颂诗,渴望得到召见,但未能如愿。后来,皇四子亲王胤(礻真)(即以后的雍正皇帝)因久闻其名,以手书相邀。已69岁的阎若璩感到不胜荣幸,不顾年老衰病之躯,日夜兼程,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正月赶赴京师。三月,被胤(礻真)请至府邸,尊为上宾,“呼先生而不名”,“执手赐坐,日索观所著书,每进一篇,未尝不称善”。不久,阎若璩病情加重,胤(礻真)延请御医为他医治。六月,阎若璩因医治无效卒于京师。胤(礻真)遣官经纪其丧事,并亲撰挽诗及祭文,称他“读书等身,一字无假;积轴盈箱,日程月课;孔思周情,皆大言深”。

  18世纪初,清朝的统治已趋稳定,经济逐渐恢复,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渐渐缓和,思想界、学术界也处在从清初务实经世而反对空谈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作风,转为重视汉学及考据学。阎若璩可以说是清代汉学研究的先导。他的学术思想有如下特点:一、继承了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为代表的清初学者反理学的思想倾向,指责“道学寡陋”,认为“训诂之学至宋而亡,朱子尤其著者”。他推崇汉代经师马融、郑康成,认为他们“兼群经而纂释之,其网罗遗逸,博存众家,意义深远矣”,明确表示“主汉不主宋”。二、继承了清初思想家强调的博古通今的学风,离开了他们主张的经世致用的目的。阎若璩博极群书,精于考证,淹贯经史,“于汉唐诸儒注疏,类能贯穿钩穴,口诵如澜翻”。他的著述颇丰,但大都是对古文的诠释、整理、考证,离现实很远。三、主张对古书大胆怀疑,考证要力求确实。阎若璩以怀疑的精神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籍、经注、经说问难,认为其中“不无错误处”。他希望探索经籍的本来面目,辨伪存真。以此目的出发,他读书注重解义,凡有“一意未折,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后止”。每论一事,每立一说,都要详加考辨,力求精核,有时甚至“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旁参互证,多所贯通”。

  阎若璩一生治学,多有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尚书古文疏证》一书的问世。《古文尚书》系用古文字书写,西汉时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比当时流传的今文《尚书》多25篇。南朝、隋、唐、宋以来学者传诵的系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和汉代孔安国的《尚书传》。但自南宋吴(木或)、朱熹开始怀疑此书是后人伪作,元吴澄著《书纂言》、明梅(上族下鸟)著《尚书考异》考辨其伪,但尚无定论。阎若璩年二十读《尚书》,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尚书古文疏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篇数、篇名、典章制度、历法、文字句读、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异同等多方面考证,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得出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是后世伪作的定论,解决了千百年来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肯定和重视,阎若璩也因此奠定了他在清初学术史上的地位。他所运用的本证、旁证、实证、虚证、理证的考据方法,则为考据辨伪学创立了通例。《四库全书总目》因此称赞他“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反复厘别,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此外,伪《古文尚书》一千多年来被人讽诵学习,视作神圣的经典,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依据。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确证了《古文尚书》是伪作,使理学家们进退失据,非常狼狈,沉重的打击了宋明理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儒家经典的权威,其思想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

  阎若璩不仅精通经史,而且“于地理尤精审,凡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若指掌”。他所著《四书释地》、《四书释地续》、《四书释地又续》、《四书释地余论》诸书,穷力于古,考辨精实,校正了前人对古地名附会的许多错误,同时涉及到四书中的人名、物类、训诂、典制等,被后人称为历史地理学中的佳作。除此而外,阎若璩还著有《潜丘札记》、《重校困学纪闻》、《朱子尚书古文疑》、《孟子生卒年月考》、《眷西堂古文百篇》等,反映了他在经学和史学上的成就。

  在清初的学术史上,阎若璩上承顾炎武、黄宗羲,下启惠栋、戴震。作为清代汉学(或考据学)的直接先驱,阎若璩在清代学术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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