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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与落寞——高长虹

   
  高长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作家,由于他曾与鲁迅发生过冲突以及他孤独的性格,在一段时期内,文坛上并不被人多研究;有时提起,也是作为研究鲁迅时找出的反面例子。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高长虹文集》和《高长虹研究文选》的编辑出版,人们才重新认识到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做的贡献,并逐步恢复他应有的地位。
  高长虹是山西盂县人,1898年2月出身于一个以耕读为本的小康之家。本名高仰愈,长虹是他的笔名。1905年,8岁的长虹入小学堂读书。在读盂县第一高小时,由于他成绩优秀,县知事专门奖赏过他一枚银牌。他不光功课好,思想也进步,当听说武昌起义成功后,自作主张剪掉了头上的辫子。1914年,高长虹考入太原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各门功课俱佳,尤其国文与英语突出。课余,他热衷于参加各项活动,并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到了二年级时,他拒不参加学校组织的为阎锡山投靠袁世凯搞的“提灯会”,得罪了校方。于是,他逃离了学校,先是去北京靠亲戚的帮助在一家图书馆读书并旁听一些大学的课;1918年之后回到盂县家里,埋头自学了五年。他选定文学创作为方向,博览群书,练习写作,为后来驰骋文坛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1年初,高长虹的父亲希望已经二十多岁的儿子能赚钱养家,他却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其父一气之下说:“我的粮食是不能够给游手好闲的人吃的!”这话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决心自食其力,离开家到了太原,在文庙博物馆谋得一份资料保管员的差事。工作之余,他开始了文学创作,在一些杂志上发表杂文等作品。1924年8月,高长虹约集好友高沐鸿、段复生、籍雨农等进步文学青年,组织“贫民艺术团”,并筹备出版《狂飙》月刊。他索性辞掉了工作,全力投入到“狂飙运动”中,决心“把文艺界团结起来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9月初,《狂飙》创刊号出版,主要刊载的是高长虹的作品。不久,他感觉到山西的文化氛围不浓,于是,下旬即把刊物交给同仁,自己只身到了北京,为山西籍人景梅九主持的《国风日报》编副刊,仍然起名为《狂飙》(周刊)。起初,只是他一个人筹办;到11月出刊后,文学界看到他的才气与能力,不断有文学青年加入进来,包括向培良、尚钺、郑效洵等人,他的“狂飙运动”进入了一个高潮。
  《狂飙》周刊出版后,得到了鲁迅的肯定。高长虹从孙伏园处听说这个消息后,于1924年12月10日首次拜访了鲁迅,在此后的近两年中,他与鲁迅交往密切,经常去鲁迅家,并有书信来往。1925年3月,《狂飙》周刊出至17期时,由于景梅九离开《国风日报》,经费有了问题,被迫停刊。恰好鲁迅组织“莽原社”,筹办《莽原》周刊,高长虹和向培良、荆有麟、章衣萍等加入了“莽原社”,而他是投入最多精力的,做编辑事务,提供稿件。据有人统计,《莽原》周刊共出版32期,发表作品261篇,其中高长虹35篇,居首位。鲁迅曾说过,《莽原》周刊时期“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在《两地书》中也曾谈到对高长虹的看法:“长虹,……乃我今年所认识的,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义者,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约因为受了尼采的作品的影响之故罢,常有太晦涩难解处。”高长虹的第一本杂感和诗的合集《心的探险》,是经鲁迅亲手选编、校正、画封面,编入“乌合丛书”与读者见面的。
  然而,由于两个人都是个性非常强烈之人,不到一年,友谊就出现了裂痕。起因是由《民报》的一则广告引发的。1925年8月5日,该报刊登广告说:“现本报自8月5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稿,实学术界大好消息也。”高长虹对这个“以权威献人”的广告深为不满,他在《1926,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中写道:“于是,‘思想界之权威者’的大广告便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其时,他在一次与鲁迅的谈话中,鲁迅曾说过:“就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这句话又让高长虹误解为鲁迅默认了这种提法。这样,就让高长虹对鲁迅产生了不满,关系逐步由热变冷。到1926年10月,两人的冲突终于公开化了,导火线是有名的“压稿事件”。8月,鲁迅离北京到厦门任教,将《莽原》杂志交韦素园编辑。韦接手后,压了高长虹的好朋友向培良的戏剧《冬天》,并退了其弟高歌的小说《剪刀》;高长虹得知,深为不满,于是在10月17日出版的《狂飙》周刊上发表了《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两封公开信,言辞激烈地指责韦素园和鲁迅。远在厦门的鲁迅起初并没有表态,而高长虹却认为他是在坦护韦素园,进而又写了好几篇文章攻击鲁迅。如此,鲁迅不得不应战,先后写了《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新的事故》、《〈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时期的放债法》等文章。这样,演绎成了二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场事件,高、鲁两人的关系再没有缓和。
  高长虹跟鲁迅公开冲突时,已经从北京到了上海。他同“狂飙运动”的一些同仁继续编辑出版《狂飙》周刊,同时出版了多种“狂飙丛书”,还成立了“狂飙演剧部”,在上海、南京等地演出进步剧作。他自己还在1928年10月创办了纯粹个人的刊物《长虹周刊》,一直办到次年6月,共出版20期,主要是刊登他自己的文章,配发一些别人评论他作品的稿件及信件。如果说北京时期的高长虹是在拼命打碎旧的思想与制度;那么,到了上海时期,他就主要是探讨建立新秩序了。他这这个时期写了大量文章,对于当时上海的思想文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29年冬,持续了近6年的“狂飙运动”开始衰落,几位骨干如向培良转向右派,反对革命;高歌、柯仲平、尚钺等则加入中共,走向左派。高长虹感觉无力回天,于是,决定出国。从1930年初起,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他漂泊于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等亚、欧国家,或研究文学,或搞翻译,或做别的文化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祖国形势危急,他决心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6月到达香港,见到了茅盾等文艺界人士;之后,便直接去了大后方重庆等地,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他写了一百多篇20余万字的诗歌、杂感、论文,表达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941年4月,高长虹不满意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离开重庆,只身徒步奔向陕北。经过艰难跋涉,11月初到了延安。在延安,他受到边区政府的尊重和信任,安排他做“文协”驻会作家,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周扬亲自陪同他去“鲁艺”做报告,各种文化艺术活动都邀请他参加,还聘请他担任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他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勤奋写作,文、史、哲等方面都广泛涉猎,即使由于种种原因不少稿件发表不出来,他也不恢心,照样写,其中包括未能面世的书稿《什么是德国法西斯蒂》。他还参加大生产运动,种菜、纺线、积肥。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时,他也受到了邀请,但他说自己现在以研究经济为主,文艺活动是业余,所以不好参加。后来,延安开展的极左的“抢救运动”,差一点整到他,由于张闻天等高层人物的保护,才幸免于难,他也逐渐从社会活动中消失了,一心只是读书。其间,毛泽东主席曾找一些知名作家艺术家谈话,他也是其中之一,却谈得很僵,闹了个不欢而散。抗战胜利后,延安的文艺界人士要分散到各解放区,高长虹于1946年春天,又是只身离开延安,经晋绥、晋察冀,于秋天到了东北的哈尔滨,成为东北文协的一名成员。此时,他的性格更为孤辟,只是读书、写作,很少参加各种活动,作品也不去发表。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他随东北局迁到沈阳,住在招待所里潜心研究文字,要编出一本最好的字典来,却终未见他拿出成果。此后,他的行踪就不为人注意,仅有的说法是,1956年夏天孔罗荪、师陀等文艺界人士到东北参观,在沈阳作协的饭厅里见过他一面,至于他以后的去向以及何时何地逝世的,就再没有消息了。高长虹这位曾经在中国文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以悲剧的形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高长虹自1922年5月发表第一篇作品起,至1946年6月止,24年间大约发表1150多篇,133万多字。其中诗歌430余首,散文诗近90首,散文近120篇,杂文460多篇,小说25篇,戏剧8部,论文22篇。这些数字是根据1989年12月由山西省盂县政协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高长虹文集》统计而成的。高长虹一生共出版过17部作品集,包括诗集5部,散文诗集1部,散文集1部,杂文集1部,小说集5部,合集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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