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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兴与衰]

  明清两代,无论商贸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在中国十大商帮中,晋商都独占鳌头,并左右着中国经济命脉的运转,一度曾支撑着清廷的统治。晋商不仅开创了东渡日本、北达俄蒙、西越天山、南抵东南亚诸国开展外贸的辉煌历史,山西票号一经产生,更是迅即汇通天下,利赖九州。然而,正当晋商在中华大地称雄之际,英、法、美、德、俄、日等国的资产阶级已完成了人类划时代意义的产业革命,它们并不以晋商意志为转移地将晋商拖进了世界经济大市场的竞争中,使晋商很快惨败出局,缩回山西,一蹶不振。晋商的成功和失败,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至今人们仍然在为这段历史而深思。
晋商的兴起

  明初,为防御蒙古侵扰,明统治者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先后设置了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在张掖)、蓟州、太原、固原等九个军事要镇,并在此一线陈兵十万,秣马三四十万。“九边重镇”,山西有二。山西北部的大同、左云、偏关等地组成的塞北防线,更是地处要冲,配置重兵,加以戍守。由于军事的需要,山西北部形成了一个高额消费区。于是,山西的商人、地不足耕的和破产的农民,蜂拥而至,为戍边将士操起贩运各种生活必需品的生意。为解决军粮,洪武三年(1370)颁行的“开中法”、弘治五年(1492)颁行的“开中折道”制,更加刺激了为数众多的山西人走上了商路。

  所谓“开中法”,即:凡供应军粮的商人,都发给“仓钞”(政府为实行食盐专卖而印制的一种钞票),凭仓钞领取“盐引”(贩卖盐量的凭证)。因贩盐有厚利可图,晋商遂竞相向驻军供粮。所谓“开中折道”,即:不供军粮的商人,只要向盐运司或盐课提举司缴纳银两,也能领取盐引。这样,山西在明代便涌现出了一批靠贩粮贩盐发家致富的大商贾,散见于各类史籍的有蒲州范世逵、洪洞李映林、临猗阎天杰、太原阎居暗、大同薛氏和李氏。而最闻名的有以商发家,其后成为官商结合家族的蒲州张四维家族,张四维明朝万历隆庆年间曾任吏部右侍郎、内阁大学士,其父张允令、其弟张四教皆为足迹半天下的大盐商;还有蒲州王崇古家族,王崇古官居宣大总督,其父王瑶以商起家,其伯父、其兄皆为大盐商。此外,还有平阳的亢嗣鼎,明末清初已成平阳首富,人称“亢百万”,家用藏粮之仓廪多至数千,当地有“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之说。到康熙年间,亢氏已成为两淮盐商中富可敌国者。亢氏在小秦淮建有“亢园”,临河建屋一百间,人称“百间房”。又在扬州建有“亢家花园”,扬州瘦西湖即在此基础上扩建而成。

  从明朝中期开始,山西经商之风渐已形成,经营各种商品的巨商大贾都已涌现出来。大粮商、大盐商们也都扩大了经营范围,凡社会生活必需品,只要有利可图,无不操持。山西盐商活动的范围,弘治以后,已从河东池盐所在地扩展到两淮、长芦、四川、福建等主要产盐地,渐与徽籍盐商成为垄断全国盐业运销的两大商业集团。明代已有山西“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之说。利用贩粮贩盐的积蓄进行大规模商业活动,使晋商资本得到空前发展。

晋商的发展及辉煌

  明朝末年,张家口已是名商大贾云集之地,活跃在这里的一些晋商并不满足从明政府“开中法”、“开关互市令”中获取的实惠,他们为满足更大的欲望,在边地互市贸易的掩护下,为满族统治者努尔哈赤、皇太极干起了偷运军用物资、提供各种情报的活动,充当起中国未来统治者的耳目和坐探,做起了“政治生意”。满清入主中原后,顺治初年即将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等八位山西有功之商召入京城,赐宴便殿,入籍内务府,封为皇商。康熙年间,康熙帝为解决平定蒙古噶尔丹叛乱时行军作战之军需供给,组织了一大批汉族商人随军贸易。随着时间的延续,这批汉族商人在草原上与蒙古人展开了贸易活动,并逐渐扩大成很有势力的商人。这些旅蒙商,绝大部分是山西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山西八大皇商”之一的介休县张原村的范氏皇商。范氏在康熙四次平定准噶尔的叛乱中,都承担了购置、运输、供给军粮的任务。其后,范氏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苏等地的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有“参商”之称;运销河东、长芦盐,在直隶等20多个州县开设盐店,直接批发食盐,成为大盐商;康熙至乾隆年间,往返于日本,贩运洋铜,成为大洋铜商;经营张家口外穆斯峡、胡苏台等地伐木业,运销内地,成为大木材商;乾隆二十一年(1757)还代表清廷在宁波与英商谈判议定进口玻璃契约;乾隆二十二年还奉旨前往新疆,与哈萨克议定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互市贸易事项。

  而始终活跃在蒙古大草原上的最著名的旅蒙商则是介休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史大学。清大将费扬古率军西征时,他们三人只是随军伙夫杂役。清军进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名后,他们在乌里雅苏台合伙创建“吉盛堂”商号,先小本经营,稍大改名“大盛魁”。到乾隆年间极盛时,员工达六七千,大小分号联号二十余,商队足力骆驼近两万峰,用于看守羊、马、骆驼群和传送情报的工作狗1200余条。其经营范围,上至百货,下至葱蒜,无所不包。他们把购自全国各地的货物集中归化城,然后行销蒙古;再把从蒙古采购来的牲畜、皮毛、药材等集中归化城,转贩全国各地。

  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允许两国商氏在恰克图、祖鲁海尔、尼布楚三地通商。中方首到恰克图进行贸易的便是山西汾阳商人朱成龙,时在雍正十二年。在恰克图对俄贸易的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首属榆次车辋常家。常家从乾隆朝始,在恰克图建有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等商号。其次是太谷县北洗村曹家,在此设有锦泰亨、锦泉涌等商号。汾阳牛允宽的璧光发商号也颇具规模,极负盛名。嘉庆五年(1800)始,恰克图进入繁荣时期,晋商商号达60余家。中方销售的主要是茶叶、绸缎和棉布;俄方销售的主要是毛皮、皮革、呢绒、铁制品、丝绸和牧畜。中俄恰克图国际贸易市场从雍正初年到清末,一直持续了180多年,始终被山西商人垄断。

  晋商不仅垄断了对蒙对俄的贸易,还垄断了西北市场,独占了北京商业鳌头。同时,晋商在东北地区及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州、福建等南方各省也十分活跃。他们经营的商品由盐粮布绸等已扩充到颜料、纸张、裘皮、油、酒、茶叶、典当、药材、杂货、洋铜、木材、煤炭、铁、瓷器、玉石等数十行。总之,清朝中叶,晋商进入鼎盛,他们不仅成为称雄国内的最大商帮,还由内商发展成了外商,走出国门,踏上安息(今伊朗)、俄国、朝鲜、日本的国土从事商贸活动。

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也应运而生。最初为当铺,以后又有印局、帐局、钱庄。道光初年(1823年左右),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铺掌柜雷履泰“慨运款之不便,悯各商之束手”,遂另设“日升昌票号”,“凡往来银钱,无论大宗小款,皆揽收该铺,代为收交。此响彼应,无需运现,祗烦一信之通,出纳不爽毫厘。具省路费、免转、防劫失,一举而三得。此实中国现代银行之雏形。”日升昌汇兑和存放款业务适应了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业务越做越大,迅即“汇通天下”。山西商人见此业盈利巨大,纷纷起而效仿,延至咸丰初年,山西票号已初步形成平(遥)、太(谷)、祁(县)三帮。平遥帮的代表有日升昌、蔚字五联号、协和庆、协同庆、石川通、乾盛亨等;祁县帮的代表有合盛元、大德兴、大德通、元丰久、三晋源、存义公、大德恒等;太谷帮的有志成信、协成乾、世义信、锦生润、大德川、大德玉等。

  正值山西票号初兴之际,江南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财政拮据,票号遂借此契机,改变经营方向,从为商人服务转向了与清政府的结合并获得迅速发展。票号所吸收的汇款、存款的大多数,也变成了各省官府机构的公款以及地方贵族显宦的积蓄、税款、军饷。边远各省丁漕等也大都存于票号之内。山西票号由商业服务转成了政府金融,官商相维,成了清王朝的财政支柱。

  到清同治、光绪年间,山西票号发展到黄金时期。山西票号总数发展到33家,在国内设立分号的地方达到80多处,雄厚的资本也达到了顶峰。稍后,山西票号除在国内大中城市设立有分号外,还渡洋跨海,到朝鲜仁川,日本大阪、神户、东京设立了分号。山西票号在国内外的总号和分号数也发展到了400处,遍布全国,盈利空前。山西票号促进了山西乃至全国的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速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进程,为中国未来培养了一大批理财人物,在中国金融史上做出了贡献。

晋商的衰败

  鸦片战争后,英、法、美、德、俄、日在中国取得了种种特权,大机器生产的物美价廉的洋货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市场,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的小手工业小作坊的生产,使晋商利源始渐枯竭,亏欠加重,开始走向衰败。

  晋商首当其冲的受害的是俄国的入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商在中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护佑下,首先获得进入库伦、喀什噶尔、乌里雅苏台等处进行贸易的权利,并享受免税等特权;此外,还攫取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等七处海口通商权;并获得了在天津比各国低1/3税率的通商特权,还可以沿途售货,也可转口贸易及收购中国土特产品。据此,俄商势力逐渐深入到了中国各地,直接推销其工业产品并收购中国土特产品,毋须再与恰克图的晋商进行贸易,使晋商垄断的恰克图的生意一落千丈。同治二年(1863)之前,中俄边境市场上,山西行庄大约有100个,此后日渐衰减到4个。

  晋商为挽回中俄贸易秃势,遂向俄国腹地进军。他们先后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与马、巴尔古金、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等俄国较大城市设立了分庄。仅以输出茶叶一项为例,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即公元1869年),向俄输出11万担,同治十年(1817)达20万担,较俄商在华直接贩茶多一倍。同治十一年(1872)前后,俄商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起制造砖茶的工厂,使用蒸汽机代替了手压机,在成本、质量、产量上与晋商展开竞争。同治十一年起,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叶的数量猛增,达到年六七十万担。晋商输俄茶叶量,光绪八年(1882)降至4.2万担,光绪九年降至3.4万担,此后长期徘徊在三五万担之间。光绪三十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威转铁路运输极为便利,且运费低廉,这样晋商对俄茶叶输出困难扩大。为打开销路,晋商对俄中小商人不惜赊销茶叶,不料有些俄商却故意拖欠货款不还,致使大泉玉等16家商号赔累白银62万余两。

  清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违背两国规定,对在俄华商课以重税,遏制华商在俄贸易,致使晋商生意萧条。不久,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外蒙古宣布独立,晋商在俄蒙的资产全被没收,损失白银约有数百万两,仅大德玉、大美玉、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在莫斯科一处的生意即损失140余万两。此外,晋商在恰克图及俄国境内经商积累的大量俄钞“羌帖”的贬值及废弃,也损失巨大,锦泰亨一家仅此一项亏款即达白银27万两计。俄蒙市场的丧失,使晋商蒙受了致命的打击。

  当晋商与俄商在北路展开激烈竞争的同时,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德、日、美、法、荷等国的53家洋行陆续入晋倾销洋货,收购原料。洋货入晋种类繁多,日用、百货、五金、食品无所不包。据不完全统计,仅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宣统三年(1911)的7年中,输晋洋货以海关口价计算即达3505万两海关银。而洋货抵山西后,售价又往往高出海关价五成以上,以此计算,7年约被洋行攫走白银总额当在5300万两。此外,洋行还在山西大肆搜购土产品,如羊绒毛、驼毛、各类皮张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宣统三年的6年中,所攫土产白银即达1775万海关两。

  外商的入侵,使山西许多传统手工业纷纷破产,自然经济迅速解体。在洋布倾销下,山西手工纺织行纷纷破产,土布年产量由鸦片战争前的1000万匹锐减到230万匹。行销全国的长治荫城镇的铁货,由每年1000多万两白银的交易额,下跌到光绪三十三年的200万两。至于其他手工业,也和纺织业、冶铁业一样,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洋货的冲击。晋商在外商南北两路夹击下,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晋商的衰败,除上述种种原因外,大略还有如下几种原因。就客观而言,国内时局的动荡,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拳运动、捻军起义、西北回民和云南苗民起义等等,都使晋商生意蒙受过重大损失;清政府征捐加税、勒派、劝捐、助饷、厘卡等巧立名目的压榨,使晋商钱财大量流失,不堪负重。除客观原因外,晋商也有许多注定必将衰落的其自身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因素,如:晋商东家大多目光短浅、钱字当头、急功近利、无视世界潮流的眼光和胸怀,所获大量金银除奢侈消费和窖藏外,毫无在发展先进科技和发展工农业大机器生产上投注资本的意识。经营上因循守旧、墨守陈规陋习,不敢大胆地引进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手段,如:李鸿章在光绪五年(1879)即引进了电报。光绪七年(1881),在天津、大沽、苏州、上海等地便设立了电报局,在这些城市间有了电信和电汇。而山西票号的东家们对电信将信将疑,或用或停,毫无积极态度可言。特别在票号业上,官商结合,官款利用太多,当经济危机到来时,放款收不回来,存款被逼而提……。所以,辛亥革命一经爆发,晋商也便成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殉葬者,倾刻衰败下去,永远失去了它闪耀了500年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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