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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探源:海内最富 名扬天下]

  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10月28日晚6时,在北京城一座颇为雅致的饭馆里,一群山西商界的头面人物正在宴请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设宴欢迎梁启超,是因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由他们出面筹备组织中华民国的中央银行,山西商人们希望借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动这项计划的实施。即使拿今天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面组建中央银行也显得过于大胆。因为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金融中枢,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国计民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梁启超并没有觉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实际,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当时中国唯一能做成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在演讲中他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梁启超凭什么对山西商人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呢?  

  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虽然中国的商业不是很发达,但在历史上有段时间曾经很辉煌。对中华民族的进步、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晋商应该说是龙头是老大。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经营商品之多、投入资金之多、从业人员之多,在其它所有的商帮里面都是首屈一指的。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利民:他控制了几个行业,比如金融业完全由晋商来控制,还有一些颜料业也在晋商手里控制,他们在当时商人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在西部我们可以看到,晋商到达了今天的新疆,而且到了今天新疆的南部,在西南的地方从山西商人方面的资料来看,到达了贵州、四川,在东南地方更不在足下。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教授龙登高:晋商能够在全国呼风唤雨也就是他们抓住了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样才使得晋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苏州,明清两朝的商业都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人们可以想像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致的生活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这座城市的人们准备建立一个戏曲博物馆时,他们选择的馆址竟然是一座当年山西商人修建的会馆,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座精美的戏台。会馆并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动场所,这里只是他们听戏、聊天、联络乡情的地方。现代学者余秋雨在讲到这件事时说: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 会馆不论如何精美都只是当时的山西人偶尔盘徊稍稍放松一下的地方,他们居家过日子的地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山西平遥民居,这样的院子在很多山西县城中几乎随处可见,而昔日这些院子的主人即使在县城中都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正是这种普通更加衬托出一种气度,当高耸的屋脊、厚实的院墙密密匝匝地挤成一片时,这样的规模就汇成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象征--富裕。一两百年前,当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还居住在土坯垒成的房舍里的时候,山西人已经把自己的生存环境提升到一个令今天的人们都羡慕的境界。

  1822年,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文化思想家龚自诊为了缓解内地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稳固边疆的政局曾向皇帝建议,将内地的人口大量向西北地区迁移,但龚自诊认为这个政策不适用于两个地方:一是江浙,因为这里的居民太柔弱,经不起西北的风沙;另一个地方就是山西,因为这个地方太富裕了,没有人愿意去西北吃苦。在谈到山西的富庶时,龚自诊用了这样一个词--海内最富。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海内最富的标志我认为不外乎这几个方面:第一、在固定资产方面实力强盛,像著名的乔家、渠家、王家、冀家等等各有固定资产三五百万、六七百万、甚至上千万两白银,由此足见其富。第二、他们的流动资金丰厚,也各有上千万两白银。第三、从山西城镇经济发展中尤其是晋中一带一个县城的发展市肆繁华不下江南,诚如美国学者所谈的,太谷是中国的华尔街,诸多的票号、商号,这在过去也是比较少见的。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咸丰三年(1953年),广西道的监察御史叫章嗣衡,他在上奏的皇帝书中说:山西太谷之孙姓富约两千万、曹姓、贾姓各四五百万、平遥之侯姓、介休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各家有资本各千万,介休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仅仅把以上奏折中提到的山西人的家产做一个简单的加法,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还仅仅是一个清朝官员亲眼所见的数量,如果把整个山西富户的全部家产做一个详尽的统计,那得出的数字几乎不可想象。那么山西人是怎么样积累起如此庞大、数量惊人的财富呢? 

  学者余秋雨:这牵扯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西北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气候也非常寒冷,尽管清朝统治者来自于东北,但是对西北还很陌生,生态也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我们现在所说后勤供应非常困难,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聪明的政策,就是那些戍边将士们所有的用度有没有通过一定的商业运作方式来解决,你如果能够解决的话,我们朝廷给你们另外一种许诺,比如卖盐的许诺,在这种情况下,山西正是首当其冲,它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我们中原统治的中心,比如像北京还有其它地方一直到西北边疆区的大通道,山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一个原因就是他因为跟清朝政府发生了比较大的紧密关系,那么钱庄跟清朝政府的关系远远没有票号这么紧密,它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大笔的存款。 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经君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显著的应该票号方面、金融方面。因为金融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正是因为这样,它才有了信誉,有了这种信用以后,商业的规模才能扩大,商业进程的范围才能更加广阔,而这一点是从晋商开始的。

  一双双轻巧、灵活的手将这些绿色的嫩芽从枝头采摘下来,这些嫩芽经过加工之后将变成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品--茶叶,这种源于中国的植物传入西方之后,竟改变了许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武夷山是中国最有名的茶叶产地之一,每到新茶采摘的时候,大量的客商都会汇集到这里,三百多年前,来到这里的商人中绝大多数都操着山西口音。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上又形成了一道国际通道--茶叶之路。茶叶之路大的概念是从中国杭州、武夷山(现福建)、汉口附近的羊楼山、赤壁采集了茶叶,主要是粗茶、砖茶。这种茶通过山西商人的组织在汉口以南一直是用船来运输,到了汉口起岸,就是用高脚(骆驼、骡子)运到归化城,归化城、现在的张家口是一个大的集散地,从这两个地方重新组织大的驼队把它编排、整编象军队式的那样一种驼队,运到乌兰巴托(当时的库仑)、现在蒙古西部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然后通过乌兰巴托再往北走到达现在的俄国边境城市恰克图。

  事实上这条路的交易量很大。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同治皇帝时期),通过恰克图这一条路线不包括海拉尔和塔尔巴哈台,光中间这一条路线的交易量占俄国的出口贸易的40%,占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进口出口贸易总量分别是18%、16%是通过恰克图市场进入俄国,然后进入欧洲市场的。

  这里是大运河边上的一座城市,也是山西商人转运茶叶时由水路转入陆路的重要码头,为了能有个稍事休整的地方,山西商人在运河的边上盖起了这座会馆,山西商人的这个不经意的举动,为现在的中国留下一座占地面积最广、规模最为庞大的古代会馆建筑群,可以想像几百年前穿着长袍马褂的山西商人们就是坐在这里从容地调度着运河上、长江上南来北往的商船,精心地计算着买卖的盈亏。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培栋:好多的商人到那儿经商,而且在那个地方贸易额占得比例很大,在这种条件下才产生会馆,商人才出钱凑起盖会馆,把会馆弄得富丽堂皇,很有声望,代表山西商人的一个标志。

  天津社科院研究员胡光明:民国元年,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有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发给各个会馆的,其中山西的会馆首席董事他给美国领事回了一个报告说,由于山西商人在盐业、典当、钱业、颜料、纸业这些行业商号众多,不可数计,所以无法统计。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一台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慢悠悠地走进山西中部的一座县城,这座县城的名字叫太谷,坐在轿子中的是时任大汉银行董事长孔祥熙的新婚妻子,她的名字叫宋蔼龄,这次旅行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到孔祥熙的故乡,从上海出发时宋蔼龄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她听说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但当旅行结束时,这位新娘惊奇地发现了一种她前所未闻的生活。

  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当时的感受: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十九世纪,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它们的信用度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山西票号极盛时期是从1900年-1910年,那时候大的票号存款在七八百万两,小的有二三百万两,这时候他们盈利数额很大,也可以说是山西票号极盛的时期。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在光绪32年的时候,日升昌14个分号,每个分号平均年汇兑量是231万,总分号有358个,还有4家没有注册,358家加上4家的总分号最少400家,一家320多万,那就是八亿多两。 

  梳理绵延万里的商业血脉,调度上亿两白银,需要的不仅仅是精打细算或节衣缩食这样的小聪明,而要靠一种气吞万里、俯视天下的大智慧,真正让我们惊叹的是在交通、通讯、法律、政策都不具备的条件下,山西商人竟然已经以一种和现代企业制度非常接近的组织模式、管理方法来经营着他们的事业。

  清末,俄国驻中国领事馆的一位官员鲍戈亚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时用了这样的话: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入股,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当时另一位西方人、德国著名的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在谈到山西商人时也抛开了日尔曼民族传统的严肃和拘谨: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 

  当我们今天穿行在这些山西的古老县城时,当我们重新打量这些高墙大院的时候,每一扇门,每一间屋似乎都隐藏着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财富故事。

  (来源:新华网山西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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