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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家大院的主人(图)]

  乔致庸(18l8—1907)。字仲登,号晓池,祁县乔家堡人。出身商贾世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淳厚好学,本欲以仕进光大门庭,刚考中秀才。兄长亦故。遂不得不放弃举子业而承袭祖遗商业资产,挑起理家、理财之重担。素性恬淡、酷嗜读书,经营财务非其甘愿亦非其所长,然知人善任。待下宽厚。豁达大度,慎始慎终,人都乐为其用。“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为其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的主导思想。十数年后,其祖业包头商号获利倍增,于“复盛公”之外,又增设“复盛全”、“复盛西”等多处,左右着包头整个市场,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商业外,兼营钱庄、当铺,相辅相成,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急流勇退,商务全权委任长子,自己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肆力史册。广购图书,效法燕山窦氏,严饬子孙无少懈”。同时,广行善举,光绪三年(1877)县遭饥馑,出巨资助贩。渠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步云创设女子学校。均以重金襄助,其盛德广为人所传诵。因贩灾义举。受到清廷“举悌弟加五级”,并赏戴花翎的嘉奖。子景仪、孙映霞均沿袭祖业,使商业、金融又有开拓与发展,成为省内外商界闻人。

  乔致庸生有六子,十一个孙子。在他执掌家务时,可称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了。在他手上,“在中堂”的事业突飞猛进,有了很大的发展。如起先是“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地面,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当时“在中堂”的财势已挤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他为了光大门庭,又大兴土木,于同治初年开始,先在老院西侧隔小巷购买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楼院。而且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有阳台走廊。登上阳台,可观全院。阳台前沿,设有扶栏,扶栏上刻有砖雕,砖雕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明楼竣工后,又在两楼院隔街相望处,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础。在他手里建筑的房屋占到现在整个房院的三分之二。 乔致庸的确人如其名。他待人随和,处世中庸。由于他善于计谋,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滚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

  乔致庸的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干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的说法。当时乔致庸曾开仓赈济。对此,光绪八年版《祁县志》有记述,并给予褒奖。 在理家上,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挣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又诫“骄、贪、懒”三个字。他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儿孙如若有过,则令跪地背诵,到有针对性处,令读多次。如犯抛米撒面之错,便把“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复诵读,直到认错为止。然后再作一番训教,最后犯者谢赦,慢慢退出。 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着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已。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他对他的儿子进行了排队分析,认为长子不可委以重任,因为长子骄横跋扈;次子个性暴烈;三子过于老实,亦非经济之才;四号朴实迟钝,不善于说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难担大业,没有一个是他的理想继承入。只有长孙乔映霞性地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对映霞寄予厚望,教诲亦多。常对其教育说,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思怕失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这些教诲,对乔映霞的立身行事是有很大影响的。 俗话说,人老惜子,乔致庸老年时,对他的六子宠爱至极,偏袒极甚,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二年后离开人间。

  乔景俨,字望之,是乔致庸的三儿子。生于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卒子民国元年(1912年),在乔致庸晚年当家。开始执掌家务,约在光绪二十年前后。其人深得其父处世之道的薰陶,有长者风度,办事谨小慎微,以之主持家业绰然有余;让其经商理事,胆识显然不足。因而一生未涉外埠,而家务则赖其经管。他一生无大作为,只是为人善良,多行公益,为乔家堡村捐资并主持挖了一条伏溪河水和渠,可浇灌田地千余亩。在这以前,每年夏季天旱无雨,眼看庄稼就要枯死。纵然有时可用河水灌溉,但往往你抢我夺,无章无序,浇不成地。为此农民之间互相械斗,常有人命案件发生。一年,炮守堡村和乔家堡村农民,因浇地发生斗殴,双方用铁锹劈出人命。县官坐着轿子去办案,被农民搬起石头砸了轿顶。在此情况下,乔景俨捐资挖渠灌田,改善了农田的灌溉条件,解除了农民的一大危难。渠本翘集资开办祁县中学堂及孟步云在太原开办私立光华女子学校时,乔景俨也曾捐资相助。本人还懂医术,经常为人免费诊治,施舍药物,因而很受乡人敬重。他所经手诊治的患者大都是穷人。他认为施舍药物也是一种花钱办好事的办法,花了钱可以消灾免难,比抽了大烟和赌博强得多。 景俨原配赵氏,是太谷县同知职赵淑公的女儿,比景俨大一岁,是个颇知勤俭持家的妇女,生有四子二女,于光绪二十九年去世。同年景俨继娶了本县梁村岁贡生候补教谕赵怀丁公的女儿,比景俨小二十三岁,三年后生一号。当景俨病重时,妻子在神前许愿,若得丈夫病好,一定唱大戏、备三牲酬谢。景俨的病稍有好转,梁氏便急于还愿,不料映霞以“荒诞迷信,既违祖训,又伤风化”为由,不予支付开销,景俨终至不起。 景俨执掌家政时也捐了个三品官赏戴花翎。以后又晋升为二品,为道员分省后补。他一生居恒俭朴,也严格禁止家里人有声色犬马之好。家中从来不设堂会,妇女不准轻易外出看戏,特别反对秧歌社火。他一生虽然善举颇多,可到晚年对他的侄子映霞崇拜维新的激进言行十分不满,叔侄之间表面和好,内心不合,这种情况直到景俨临终也未得到解决。 从建筑方面,光绪中期,地方治安不平静,“在中堂”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危,乔景仪、乔景俨决计修建全封闭的城堡式大院。为此,曾费了很多周折,花了许多银两,买了街巷的占用权。他们买下占用权后,把巷堵了,小巷建成西北和西南院的侧院。街口堵了,东面修建了大门,西面起建了祠堂,北面两楼院外又扩建为两个外跨院,新建两个芜廊大门。跨院之间有廊相通,并通过大门顶的“过桥”,使南北院相连,形成了城堡式的建筑群。

  乔映霞,字锦堂,乳名成义,因而人称“成义财主”,景仪所生,过继给岱。同辈兄弟中排行老大。他为人精明强干,敢作敢为,思想激进。少年时期,正值康、梁变法维新,对此十分崇拜。他奉信天主,仰慕西方文明。民国以后,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是拥护,并加入了同盟会。他在祁县积极倡导兴办教育,破除迷信,剪辫子、放足,且身体力行,亲自领人在乔家堡村改庙宇做学堂。民国二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城内赶庙会,他拉着狼狗,见人就剪辫子。九汲村的段步洋、赵富贵、范有元三人进城赶会,在城内碰上成义子,吓得躲进字号家,钻在栏柜底,还被拉出剪了辫子。因为这样,村里人认为他是个怪人,和谁也不一样。有的人为他编了顺口溜嘲笑他,有些顺口溜老年人还记忆犹新,可随口背诵出来。如:“成义子,削了头发剪辫子,穿得洋袄儿洋裤子,脖子上扎得腿带子,裤子档里缀扣子,尿尿不用解裤子……”。 民国初年,“在中堂”由他当家。他治家亦严,兄弟成家后均让其另立门户,独立为生。还自命斋名,如“自强不息斋“、“退思补过斋”、“知不足斋”、“昨非今是斋”、“不得不勉斋”、“日新斋”、“习勤斋”、“时新斋”等。在他执掌家务期间,还对其所属商号进行过大力整顿,使“在中堂”的生意买卖又有了一个大的飞跃。民国二年,他出任祁县第三区区长。当时,他竭力禁种鸦片。因强行铲除烟苗,与农民发生争执,结果酿成人命案,远走避祸于天津。 乔映霞深受乃祖薰陶,脾气乖僻,又具有其父逞胜好强的性格。他事业心很强,治家亦严,家人对其非常敬畏。他不甘乔家大业在他手中破落,因此力图振兴,以维护大家族的统一和完整,事事按乃祖父的遗训行事。有一次在家饭桌上对其九弟映庚说:“听说你武功颇高,你能用四个指头把这双筷子折断吗?!”九弟说:“这有何难?!”不费吹灰之力便把筷子折为两截。映霞连声称赞,又把兄弟们的筷子都收起来,令九弟用两手再折,这下兄弟们都明白了,这是让他们抱成一团,拧成一股劲!于是都低头不语。映霞说:“大家都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很高兴!希望以后要同心同德,互相勉励,永记此事!” 映霞掌家时,对西北院也进行了改进,在和老院相通的跨院敞廊处,堵了墙壁,占用了原来的厨房,建成客厅,并按照异国风情,加以改造装修。又在客厅旁修建了浴室,随时可进去洗澡。此外,还把旧厕所改建成“洋茅子”,在传统的中国式建筑中溶入了西方气息,别开生面。

  再说乔映霞的妻室。映霞原配程氏,祁县东观村人,因难产早亡。继娶杨氏,是太谷县名士杨次山的胞妹,大约在光绪二十四年前后嫁到祁县乔家。婚后两人情深意绵,但多年不育或育而夭折,直到光绪二十九年始得一子。全家高兴至极,对小儿捧若珍宝。为防疾病缠扰,取名单字——健,祝其健康成长。而杨氏却因产后生病,不久去世。杨氏去世后,映霞失去爱妻,恸哭流涕,日思夜想,誓志不再续娶。谁知十年后,映霞在天津躲难,偶因小病去协和医院,遇见正在医院病房实习的大家闺秀刘秀菊,俩人一见钟情,情投意合,陷入情网,一来二去,俩人打得火热。虽然映霞以年龄悬殊固辞,但刘为了乔家的钱财,最终说服其父,和映霞宣布结婚。婚后生一子,五年后,俩人因个性不合,年龄悬殊,夫妻生活淡化,裂痕愈来愈深,最后还是离弃而去。离婚后,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使髁骨断裂,造成终生跛腿。又因受刺激太深,于1921年精神失常,遂在天津、北京、家乡三处往返休养,1956年病逝于北京,终年81岁。

  乔映奎,字星斋,为景俨之子。映奎仪表堂堂,身材魁伟,个性开朗,是民国时期“在中堂”的掌家人。在他执掌家务时,“在中堂”的人口日渐增多,住房显得紧张,于是继续购买地基,向西延伸。到民国十年以后,在紧靠西南院的地方起建新房,就是现在所谓的新院。“新院”的窗户式样有了改观,同时还注重了采光,窗户全部安装上大格于玻璃,室内光照充沛、明亮,窗户上的装饰仿照了西洋式,美观大方,别具一格。同时还修建了祠堂。院内的迎门掩壁砖雕更为精致,掩壁中间是侄女婿赵铁山用隶书体写的《省分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显示了乔家更加注重建筑工艺中装饰的美学格调。 乔映奎曾任过本县三十六村联防董事会会长,也是祁县的巨绅之一。他办事圆滑,顾全大局。因为他能为百姓办事,故当时的三十六村村民联名赠送一匾额,匾上写着“身备六行”,就是奉称乔映奎本身具备了处好人际关系的孝、友、睦、渊、侄、恤六个方面。其实无非是为了借其威而求其财,遇到村里有什么摊派,可以捉他这个大头,让他多出些钱,其他村里少出些或不出这个摊派而已。而映奎则以为他真的具备了“六行”,于是飘飘然起来。当各村联合排着队,打着锣鼓把匾送到乔家时,映奎竟然要把匾挂在祠堂上,结果被众兄弟拦阻,只好挂在大门之内。在联防队把匾送来时,他对联防队说:“小子何德何能敢备六行(xing)?这不过是乡亲们取笑我家有六行(hang)罢了,故意把行(xin)读作行(hang)。在1942年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日寇的经济封锁和强化治安,给抗日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乔映奎出于抗日爱国,便把他家里藏放的枪支捐献给了祁县南山的抗日游击队,为抗日作了点贡献。他娶大德恒内掌柜渠元甫的胞妹渠氏为妻,生育五女而乏子息。虽然在民国七年生过一子,但存活不久就夭折了。因此过继了映元的第三子承嗣。一生中大部时间主持家务。太原有私房,但没有在外长期居住。后病故于祁县老家。

  (摘自《乔家大院》,政协山西省祁县委员会、祁县民俗博物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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