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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化 鹏]

  茶商程化鹏,山西忻州人,自幼聪颖过人,从小于归化(今呼和浩特)习商,经商颇具魄力,且善分析商情,捕捉战机,一举成功。咸丰初年。中俄贸易前景看好。他就由内地加工贩运茶叶及棉布、绸缎、器皿等抵西伯利亚转售俄国商人,大获其利。

  当时,中俄已在恰克图建立了贸易市场,双方在此均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中方由理藩院派遣一名监视官进行管理,清廷对华商入恰克图贸易规定极严:凡人市贸易者必须持有张家口衙门报理藩院颁发的“信票”,无票不准入市。若无票入市,则视为走私,除没收其货物还处以苛刻责罚。信票的使用,也有规定:一张信票,只准10人、20辆货车进入市场。且只准使用一次,用毕缴回,以旧换新,再行贸易。俄方茶叶需求量大,茶贸一业获利颇丰,山西茶商趋之若鹜。后来者领不到信票。便以入蒙经商为名,几经辗转周折,暗地里将茶叶、布、绢等转售于俄国人,提心吊胆地干着“走私”的买卖。这不仅要承担很大风险,而且一些贪官污吏也常以“走私”罪名,趁机敲榨勒索。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三月,山西汾阳商人朱成地在中俄边界与俄商贸易,以茶叶、布匹、绸缎、器皿等货物折换骆驼、马匹.因无信票。依“走私”论处,结果他用20车茶叶、丝绸等中国商品换来的12峰骆驼、120匹马、16头牛全被官府没收(见《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资料汇编》第一编)。类似情况,时有发生。由此可知,这种以旧换新领取信票的规定,虽然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山西茶商在恰克图独帮经营对俄贸易的特权,但却严重遏制了山西茶商的发展,致使从雍正到咸丰初年相当长的时间,赴恰克图贸易的晋商只有五六十家。程化鹏以其敏锐的目光看到了这一规定的弊端,及山西茶商蒙受的损失,毅然赴京上书理藩院,详陈华茶出口之利,然后着重列举领取信票制度的“病商业、损国课”的种种弊端,并指出这“大非国家保商裕饷之本旨”,请朝廷放宽贸易规定,允许更多茶商赴恰克图与俄国人直接贸易;同时要求明确规定税则。清廷认为,程化鹏所奏,既可清除吏役对商民的勒索,安定商民情绪;又可增加国货输出,以利征收税款,增加政府收入。于是咸丰皇帝批曰:“准行。”从此,归化、多伦衙门都可承办发放信票,且允许茶商在归化设肆,将茶叶运至恰克图、塔尔巴哈台等处,与俄国人直接交易。于是山西茶商蜂拥而至。清廷为嘉奖程化鹏上奏之功,还特准其代发信票。由此,恰克图的山西商号迅速翻倍,增至120多家。茶叶销售额亦逐年增加,由年输出额600万卢布增加到1000万卢布以上。程化鹏之举,不同凡响,并为山西商人开辟了一大利源,大受山西商界赞赏,被誉为“商家领袖”。

  第二次鸦片战争至同治初年,沙俄与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许多不平等的条约,取得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天津诸海口通商特权及减免关税待遇。此后,俄国商人长驱直入,侵入我国内地进行商业活动。他们学会了制造砖茶,在湖北产茶区建立了茶厂,直接收购加工茶叶,通过货轮运输回国,不再与恰克图的山西茶商交易。其时,山西茶商茶叶加工技术和运输工具均落后于俄商,而运输又须经过数十道关卡,所付关税还大大高于俄商,故根本无法与俄商竞争。山西茶商纷纷破产,勉强维持者也赔累不堪,延至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恰克图的山西商行只剩4家苦苦支撑.已到山穷水尽的境地。晋商凋谢恰克图的惨状危及到了清王朝的经济命脉。在此关键时刻,程化鹏和余鹏云、孔广仇等山西茶商挺身而起,力挽颓势。他们请绥远城将军裕端转呈朝廷,要求“由恰克图假道俄边行商”,并奏请减轻山西茶商关税。若以这一奏请行事,不但晋商能起死回生,且对维持清廷经济基础大有裨益。清廷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批准了程化鹏等人的请求,关税由每票(约12000斤)50两减至25两,并下令取消一切浮费。程化鹏等为山西茶商争得了重振旗鼓的机会,晋商迅速重返恰克图。程化鹏还和不少茶商深入俄国境内,建立分号,开展贸易,与俄商争夺利源,一比高下。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晋商从恰克图出口茶叶11万担,与俄商从中国内地贩出量持平。此后逐渐超过俄商。如同治十一年(公元1871年),山西茶商从恰克图输出茶叶增至20余万担,高出俄商从中国内地输出量近一倍。程化鹏等为晋商争气,为中华民族争气,敢于率众与俄商抗争的精神不应湮没。

  本文作者:肖利平 泉圣,引自《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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