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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芝 岩]

  范芝岩(1678—1757,清康熙十七--乾隆二十二年),名毓宾,字芝岩,汾州介休县张原村人,出身皇商家庭。

  早在明代,其远祖范至刚就是“市易边城”的商贾。历经八代,传至范水斗,时值满清入关前。处于东北一隅的满清,甚需内地的多种物资。遂要通过蒙古地区从张家口的贸易市场取得,而操纵张家口贸易的是晋商“八大家”,其中之一就是范永斗。他除积极为满清提供军需物资外,还不时提供内地有关情报,关系十分密切。满清入关定鼎北京后,顺治皇帝不忘“八大家”之功,“承召入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封他们为皇商,籍隶内务府广储司。从此,八家取得了政治经济特权,依附于清廷,并利用特权经商牟利,且可子孙世袭。到范永斗之子三拔时,由于屡有贡献,频受优厚奖赏,颇得清廷宠遇,其经商的规模范围都有较大扩展。三拔死后传至其子毓宾、毓覃、毓奇,以毓宾才能最为出众,二十几岁时就开始经营着偌大的范氏家业。其为商时所表现的聪明才智,从他死后由名士汪由敦为其撰写的《太仆寺卿范府君毓宾墓表》中的记述可见:“府君……忠实能任事,承祖父遗业,晓畅边地厄塞险易。蒙古诸部长往往知府君名,谓府君魁杰才也。……府君一见,番知其人才具短长,敏纯程才。而授之事,事无不举。……生平坦肝膈示人,人乐为用。其能集事多类此。”因而,这时范氏家族的地位和实力又有了飞跃的发展。

  康熙五十九年(1720),西北边疆的准噶尔再次叛乱,进犯西藏。清政府在蒙古各部首领的支持下,急派重兵从四川、青海两路进入西藏大规模征剿。当时由于路途遥远,且多经沙漠地带,荒无人迹,运送军粮成了一个突出的大困难,严重影响平叛的进度。范毓宾得知此情后,根据自己从小随父在塞外经商,熟悉沙漠荒途运输经验,便与弟毓覃联名呈请当朝,自愿以三分之一的运费低价办粮售军,又经怡贤亲王大力推荐,得到当朝批准。从雍正元年(1723)开始“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或受敌袭,或中途变更运粮计划,几度蒙受重大损失,都由个人承担下来,且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且节约国费以亿两计,为平定叛乱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和贡献,客观上顺应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这对于一个以追逐商业利润为惟一目标的商人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因此,雍正七年(1729)将帅上其功,清廷赐毓宾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其弟赐职布政司参政。范氏以商获此高官,实为当朝所仅见。此后,家业大振,声名大著,“亲族内外借府君衣食者数十百辈,……燕楚交广诸大都会,多所置办。……数千里外无遁情”。正由于有了这些条件,后来才被清廷特许,取得了具有独立性的,以承办洋铜为目的的对、日贸易权利。

  清初,社会较为安定,一时呈现了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因此,必须增加通货以应日益频繁的商品交易,尤其是铜钱,急需补充。为此,仅以滇(云南)铜为铸币原料已不敷所需,清政府逆行“滇洋并举”之策,即也从日本产铜地长崎进口一定数量的铜斤,时称“洋铜”。于是一批来往于海洋两岸,中日之间,以中国的丝绸、绉纱、绫子、毛毡、茶叶、扇子、瓷器、衣针、笔墨、纸砚、书籍、药材及杂货等特产,易换日铜回国的国际贸易商人便应运而生,时称“洋铜商”。这项贸易,康熙三十八年(1699)以前,系由沿海一些民商承办。每年夏至出海放洋,九月中装载铜斤、海味回国;小雪前又放洋,次年四月回国。一年运铜两次,借季风往返。营此业者,输出入货物皆有厚利可图,“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易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十。故铜商之豪富,甲于南中”。如此厚利,自为“数千里外无遁情”的范氏所看中并妒羡追求,于是便联络旅居张家口乡帮皇商五人,共同呈请包办。呈中称:“现在十三关差所办铜斤,原系监督随时招商采买。请将芜湖、游墅、湖口、淮安、北新、扬州六关额铜专交承办,不误运解。”并提出减价交售的竞争条件:“情愿报效,自请减价,是以与民商价不同。”康熙三十八年(1699),清政府从节省开支考虑准其请,并予以苛刻的条件,“每斤照价给银一钱,脚价钱五分”,“如商人领银而解铜有迟延亏欠,照例追赔治罪”。是为范氏办洋铜之始。从此,以范毓宾为主要代表人物开始承办具有封建垄断性质、大规模独立性的中日贸易。在以后十余年中,他们又陆续将荆州、凤阳、太平桥、龙江、西新、南新、赣关等各关额铜全部承包下来。从而垄断了对日办铜贸易。

  然而,由于购铜数量年达六七百万斤之巨,日铜不敷供应,不能定额售给,因此常失归期,远远完不成向清政府的交铜任务,且欠铜越来越多,导致中国出现了铜荒,出现制钱腾贵的局面。而且另外五名合伙的皇商,侈奢无度,亏损甚多。据嘉庆《介休县志》载:“初运铜六人中,王刚明最长而性怙侈,同类相效。积十余年亏努八十三万两。刚明既死,四人咸欲卸罪,毓宾一力担荷,按期完纳,不累同事,天下称为长者。”

  范毓宾虽然不惜牺牲自身利益来顾全大局,解决这关系国家安危要务的问题,但由于日本之铜源骤减,当局进行严格限售。且运往日本易铜的中国商品核价又降,致使贩铜成本增高。日本正德四年(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实施正德新商法,规定中国入港船只不得超过三十艘,每艘贸易额不得超过190贯,并给予诸多留难。范氏办铜遇到了重重困难。适值国内由于铜荒,钱价日贵,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取消了范氏办铜的资格,改由八省督抚办解。直至雍正朝,八省分办新策并没有扭转国内出现的铜荒问题。

  到乾隆时更立新法,决定铜斤“每年以四百万为率,滇、洋两处各办二百万斤”。并重新起用范毓宾办铜。《墓表》中有所记述:“乾隆三年,奉命采办洋铜运京局,以抵分限应输之数。……铜产东南外长崎诸岛,贾舶风帆,出没洪涛礁屿中,倭夷居奇留难。承办官羁不得如额,指为畏途,府君曰:吾受恩重,此吾份也。立遣人驾巨舟赴洋采办。其始终任事,不择险易,类如此。”

  这一时期承准赴日贸易者,除范氏外尚有数家民商,为二商并办。但清政府对民商贩来之日铜,不仅价格优厚于范氏,且允输入之铜,半数交官收售,另半数则听凭民商按市价出售。而范氏却享受不到上述待遇,仍照旧额低价交售政府,尚且不允许其私售。范氏在此艰难处境之下,自难完成办铜任务,每每不能按期回棹。杀鸡取卵的清政府,仍不放松对范氏的驱使,鉴于他的实际困难,不得不一再减少其办铜任务。到乾隆十五年(1750),规定准范氏派三艘船只赴日,岁办铜五十万斤。就这样,仍然难以完成任务,亏损银努日重,直到破产边缘。

  就在范氏对日贸易步履艰难之际,范额鼓不幸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此后,范氏家庭主持对日贩铜贸易已由毓字辈过渡到其子侄清字辈经营,其子清注、清洪、侄清济都先后苦苦支撑赴日办铜贸易,虽经大动心机,多方努力,兴利除弊,开源节流,作了一番调整,但客观环境是无情的,贸易情势急剧逆转,加之海运途中屡遭厄运,弄得拮据已极,打破了复苏之望。他们在绝望之中,曾拟“弃产变价,告退招商”,奏请准其摆脱是业,但清廷不允,只得苦撑待毙。

  范毓宾热衷开发的对日办铜贸易事业,终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以亏损拖欠朝廷一百五六十万两白银和误运误课罪而被治罪,落得个一门查抄,清济被囚,家产充公的下场。

  范毓宾苦心经营了长达近70年的洋铜贸易,就这样被清王朝扼杀了。范毓宾的悲剧,也折射出中华民族的悲剧。

  本文作者:渠绍淼,引自《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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