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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继 宗]

  山西近现代历史上,从晋商中蜕变出的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继渠本翘之后,榆次宋继宗可谓其中之一。

  宋继宗,又名启英,字隽臣,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生于榆次大张义村。其父宋宝森在古北八沟(平泉县境),经营独资企业“吉大升”,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病逝。年龄刚到17岁的宋继宗继承父志,到塞外惨淡经营父亲留下的独资企业。青年时代的宋继宗,在经商策略上有独到的见解,主张商品要勤进快销,薄利多销,并继承了晋商传统,讲求信誉,以质取胜,遵守商业道德,一入商界便崭露头角。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在发展商业上,依然采取明清时代晋商建立连号的做法,像祁县乔家复字号那样,逐步在榆次县城发展宋家吉字号的独资企业。从清末到民国初年,陆续办起吉泰隆、吉泰公、吉丰厚、吉丰成、吉履谦、吉履恒、吉玉恒、永吉当、吉生庆等10个商业企业。经营范围包括了粮、棉、油、绸缎、布匹、百货、木器、典当、钱庄等各个行业,几乎囊括了城乡人民吃、穿、用的主要方面,成为清末民初榆次的晋商巨子,并于1921年被推选为榆次商会会长。宋继宗经营商业,较少泥古不变的保守思想,面对市场变化和需求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在石太铁路修建之时,他就预测到随着铁路通车,榆次北关将成为繁荣的货物集散市场,于是及早动手,从道北街购得廉价土地,修盖货栈的库房,并开辟了北关的粮食街和栈房街,把吉泰隆货栈和吉泰公粮店迁入两街,扩大规模经营,适应了市场的需要,被誉为“预见在胸、别具慧眼”的商界先觉。

  宋继宗开设十大吉字号,形成自己的商业群体后,并没满足自己已取得的成就。他放开眼界看市场,当他看到外国商品源源流入我国,就萌发了通过股份制合资形式,建立代销美孚煤油公司煤油业务的设想。于是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与榆次张治文、高寿蛮、清徐王捷三合伙,成立了榆次义聚煤油股份有限公司,与外商美孚煤油公司签订了包销煤油的协议。为了打开煤油市场,一方面安置储油设备,一方面派出人员,分赴太原、忻州、汾阳、离石、寿阳、阳泉、平遥、介休、交城、太谷、洪洞、赵城等省内县市设立分支营销机构,就近组织销售;并在天津、石家庄扎庄,进行跨省区经营。为了融通购销资金,公司还建立和记钱庄,进行融通协调,从而使榆次义聚煤油公司成为覆盖面广、赢利颇丰的销售大户,每3年结账分红,每股都可分得3万至5万余元。宋继宗通过义聚公司与外商接触,一方面感到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强大,另一方面也觉得为外商推销产品是为外人开辟中国市场,外方得大头,自身得小头,自己虽得到蝇头小利,但对民族有损无益。从这些实际体会中,宋继宗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富强,就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民族工业,产生了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当然,宋继宗在经商中孕育产生出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后,在我国已开始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我国经历洋务运动之后,晋商中的先觉者渠本翘等也开始建立双福火柴公司等民营企业,特别是成立设在阳泉的保晋矿务公司,夺得了与英商争夺采煤权的胜利。所有这一切,都给宋继宗以积极的启示。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用以兴办自己的现代工业,他积极支持胞弟宋启秀、儿子宋祖诒到日本留学深造。当其弟宋启秀从日本神户工业专门学校学成归国后,于1923年又以其弟名义,积极倡导兴办魏榆电器厂,即后来的榆次电灯公司。兴办电灯公司与其推销煤油,本来是一对矛盾,发展电力照明,显然要取代煤油灯照明,会给煤油销售带来灭顶之灾。而且,发展火力发电,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也需承担一定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宋继宗勇于牺牲局部利益,敢于承担风险,他拿出资金的50%,发展现代电力工业,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的义举,使榆次县城在20世纪的20年代就用上了电灯照明。宋继宗支持地方近代工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在他看来,晋中作为产棉区而没有现代的纺织厂,影响到棉花的加工增值;晋中作为产粮区而没有现代面粉厂,影响到米面的加工。为了和源源涌入的“洋布”、“洋面”抗争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他在家资殷实致富后,不是大兴土木,营房造屋追求享受,也不像明清晋商那样,把钱继续投向商业,而是勇于投向民营工业企业的发展。他与邑人金融界巨子贾继英等一起,积极发起建立民营晋华纺织厂,参与建厂筹划,深得英籍工程师的赞许。为了充实办厂股金,他以金、生、利、贸、玉、福、垫、刚8个户头,共投资195股,为现代纺织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按照厂方有关规定,宋继宗发起建厂,躬与其事,本应为永久性董事,但他却主动谦让他人,功成身退,表现了不同凡响的雍容大度。1921年兴办榆次利晋织少有限公司,总投资16万元,宋氏即投资7万元,占到总投资的40%;1929年,宋继宗还积极倡导成立魏榆面粉厂,在13万元的总投资中,宋氏一家即投资3.9万元,占全部投资的30%。由此可见,榆次近代民营工业的发展,宋继宗一诺千金,功不可没,以光辉的行动,实践了他的思想和诺言,也标志着他作为晋商已逐步向民族资本工商业家的转变。

  宋继宗的民族资产阶级思想,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尊师重教、注意人才培养和素质的提高上。正如他所说,“广积智能够广积资”,把智能培养放在了富国强民的突出地位。早在民国初年,他就在故里榆次大张义村.资助办小学校,吸收村里子弟读书,学校除设语文、数学和修身等主课外,还设立珠算、书法和武术课,培养学生的实用技能和健康体质。对于学校每年的毕业生,凡属优秀者,在征得家长同意后,保送到宋氏兴办的企业学徒。1921年,宋继宗还在大张义村设立半工半读性质的女子学校,动员本村姑娘媳妇到校学习,上午学文化,下午学纺纱织布技术,每月还可发3到6元的补贴,深为邻里称道。为了培养工商业会计人才,宋继宗支持其弟宋启秀在榆次北关寿安里,开设私立商业职业学校,征购地皮,修建校舍,延聘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史克让、范新三等名师任教,不仅培养出新式会计人才,开创了榆次私人兴办职业教育的先声;而且职校毕业的学生有些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成为新中国的建设骨干。

  综观宋继宗的一生,从1895年开始经商到1931年病逝,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除入股经营的四个地方工业企业外,全盛时朗,他的独资企业和义聚煤油公司的分支机构达到53处,店员职工达到1071人,所获利润,折合白银达到62万余两,商品行销大半个中国,北至黑龙江,南至长江两岸,东到京、津、沪,西到甘肃兰州,影响可谓深远。当然,宋家从事工商业,由于受“九一八”事变后整个形势的影响,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以及阎锡山官僚资本的挤并而走向衰败,但是末继宗在清末民初所表现的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积极协助创办地方工业的实际行动,以及在商品流通中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和敬业开拓精神,是很值得在晋商研究中进行探讨和借鉴的。

  本文作者:常士晔,引自《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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