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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始祖雷履泰]

刘建生 张敏

  雷履泰,生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卒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山西平遥县洪保村人,中国金融业泰斗——山西票号创始人,对我国金融业发展贡献颇大。

  雷履泰自幼读书,后弃儒就商,办事干练,颇具才华。清嘉庆年间,他受雇于平遥县城西达蒲村人称“李二魔子”的李箴视,任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掌柜。“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早期是制作和贩运相结合的商号,在达薄村有颇具规模的手工制铜碌作坊,北京崇文门外草厂十条南口、天津、汉口、重庆等地也设有其分庄。当时,中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各地商帮纷纷崛起。由于晋人在外作生意的很多,年终结帐,往老家捎钱多让镖局起镖运现款,不仅运费高,而且风险屡出,常有丢失,遂有人将银钱交北京西裕成分号,由经理写信给总号,在平遥总号取款。起初不过朋友、亲戚,两相投兑,无汇费和手续费。以后乡民感觉此法方便保险,皆求拨兑,并愿付一定汇费。雷履泰认为此乃生财之道,大有发展的必要,便继承和借鉴历史上的汇票经验,开始兼营京晋埠际间商业汇兑,盈利颇丰。道光初年,雷履泰与东家李箴视共商创设“日升昌”票号,逐渐放弃颜料生意,专营汇兑。雷履泰此举将我国只做存放业务的帐局银钱业,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创建了专营存汇款和拆借资金业务的“票号”。

  “票号”之名取意于经营汇票,因晋商创办经营,故亦叫“山西票号”。在此之前,虽唐代就有汇票“飞钱”。宋、元、明、清民间也有汇兑,但作为汇兑制度和专营汇兑之信用机构,至此开始形成。

  雷履泰创立“日升昌”后,汇兑业务愈来愈多。作为商界能手,谙熟生财的雷履泰,由此及彼,推想到其它商埠的山西商人托镖局起运银钱亦有诸多不便,于是深入调查晋商所经营药材、茶叶、夏布、绸缎、杂货等进销地点,亲派精明、诚实、可靠的伙友,先后于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扬州、上海、镇江、奉天、南京等地设票号分庄。雷履泰连络晋商,招揽业务,此处交钱,彼处用款,从无空票。因信用可靠,不但山西商人与“日升昌”交往频繁,外省、沿海一带米帮、丝帮亦通过“日升昌”汇兑款项。由于雷履泰经营有方,“日升昌”门庭若市,业务蒸蒸日上。随着通汇扩大,继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利润大增,“日升昌”更是日升月昌,一片兴旺景象。有鉴于此,山西商人纷起效尤,投资票号。从此山西票号业大盛,鼎盛时期,曾执全国金融界牛耳。

  雷展泰作为“票号”创始人,总理“日升昌”业务,协理(副经理)为毛鸿岁。起初二人团结一致,相处融洽。以后,随着“日升昌”业务繁荣,分庄增加,用人甚多,根基日臻巩固,雷、毛两位掌柜之间产生了矛盾,且日趋尖锐。雷履泰认为“日升昌”的产生与发展壮大为自己一人的功劳,踌躇满志,唯我独尊,分配人员,处理业务,每每颐指气使,独裁独断,从而引起毛鸿岁强烈不满。随着二人互相猜疑,发展到水火不容,雷履泰便以辞职要挟东家,迫使毛鸿岁辞职。时介休蔚字号财东侯荫昌拟组票号,即聘毛鸿岁为总理。毛鸿岁在“蔚字号”锐意经营,誓与雷履泰决一雌雄。雷履泰亦暗自加劲,毫不示弱。他用雄厚资金,减息放款,加息存款,汇费少收等法,广争顾客。结果,两人的这种激烈竞争,反使山西票号业迅速发展起来。道光二十年(1840年),雷履泰7O大寿时,“日升昌”在总号修建纪念楼,并将“拔乎其萃”四个金字大牌匾悬挂于楼中央,以褒扬其首创票号之业绩。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去世以后,“日升昌”竞争力日衰,票号的霸主地位随之失去。辛亥革命后。因信用危机,“日升昌”于民国二年(1913年)停业清理,民国十四年(1925年)改组为“日升昌”钱庄。

  作为封建商人、商界能手,雷履泰长于顺流而动、颇善经纪。他能抓住时机转营票号,不仅开创了我国金融史上专管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而且在总结前人经商经验的基础上,于实践中逐渐摸索、制定出诸如“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精选培训”、“制约互利”、“抽疲转快”等经营方法、原则和规章制度。山西票号业的蓬勃发展,对我国金融业以及商品经济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摘自《三晋历史人物》,书目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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