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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切片之二:晋商因何破败]

  走上与政府紧密联系的道路,既是晋商辉煌的机遇,也是晋商覆灭的种子。

  晋商从发迹时就带着政治的痕迹,明王朝为防止蒙古复辟,在鸭绿江至嘉峪关一线秣马36万、厉兵八九十万,设立九边重镇。为解决这些兵马的生存和需要,占尽地利的山西大商小贩,捷足先登,蜂拥而至,操起贩运各种货物的生意。当明政府颁布开关互市令后,他们进一步与关外各民族展开贸易,互通有无。晋商中怀有更大野心和企图者,在贸易旗号的掩护下,充当了中国未来的统治者的耳目和密探,做起了“政治生意”。满清入主中原后,以介休范永斗为首的山西八大商贾由此一跃为显赫天下的“皇商”,取得了其它商帮无法享有的特权,为晋商开创了独步天下的局面。

  与官府关系越紧密,受其影响也越明显,无论好坏,一旦勾连,势成骑虎。交商富,交官穷,这个道理很明显,一来官员的欲壑难填,二来一朝天子一朝臣,太大的起伏对从商的人来说难以承受。

  最辉煌的时候,清朝户部国库,王公贵族的家产,都交给晋商经营打点的,甚至在慈禧西逃的时候,路费都是晋商出的。随着清王朝覆灭,一些借贷出去的银两无法收回,而晋商又看重以义取信天下,不得不变卖家产还一些存款。1912年后,山西票号以每年5家左右速度倒闭。

  还有一个重大打击就是海外财产的损失。

  俄国十月革命后,很多晋商财产被没收,不得已逃往回来,1919年,当时阎锡山曾经接见过这些逃亡回国的晋商。而随后外蒙古独立也是一个重要打击,晋商逐渐失去重要的海外市场。海外茶叶生意在晋商贸易中占很重要的地位,无法进行茶叶贸易,对晋商打击很大。

  ●票号为新型银行所取代

  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逐渐成为“泰西通商互市之区,日与西人酬酢”之地。而山西商帮票号的那些字号诸执事,“泄汝沓沓,大梦未醒,问以时事之变迁,商务之消长,皆似隔靴搔痒,于己无关”。

  当时山西的各大票号,全部将普通百姓个人游资排斥在经营业务之外,甚至连吸纳存款都对这部分单个金额虽小,总量却惊人的资产视而不见。这与新型银行乃至南方钱庄极度重视小额存贷的方式截然相背。

  一些诸如蔚泰厚票号北京分号掌柜李宏龄之类的有识之士,面对总号财东、掌柜们与时事相背的决策,多次建议总号财东、总掌柜等人每年至少到各埠视察一二次,借以了解世界各国知识,中外市场形势,“各国各君且有至各国游历者,所以日进富强。现在银行林立,互相争胜,若不细心讲求,何以自主?”在这种形势下,李宏龄更进一步认为:票号要立于不败之地,要使晋商在金融市场上的权益不致丧失殆尽,全体票号必须联合起来,组织一大股份银行,作为票号的后盾。

  然而,李宏龄的积极建议,却被平遥票号蔚泰厚总掌柜毛鸿瀚极力阻拦并诬“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个人的眼界束缚和私利考量,断绝了山西票号与时俱进的道路。

  ●产业转移滞后错失工业化良机

  在整个19世纪的中后期,晋商将祖先几代人积累下的财富除用于创办票号业,为封建朝廷、权贵服务外,富商巨贾们都将大量金钱挥霍浪费掉了,家家大兴土木,买地造房,过着帝王般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而竟没有一家投资于近代实业。

  更悲哀的是晋商后人的不思进取。当时著名的大富豪如平遥五联号财东介休贾村侯家,首家票号日升昌财东平遥西达蒲村李家,太谷曹家的后代们大多耽于吸食大烟的恶习,不理号事。

  一个鲜明对比,在晋商抱守残缺的时候,宁波商帮顺应时代潮流,在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的鼎力相助下,商业、金融业、工业、航运业紧密结合,相互为用,经济实力空前强盛,商界地位显著提高,甚至连孙中山先生都对宁波商人极为赞赏,曾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市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相形之下,贻误时机,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失误,是晋商的一大遗憾。这当中,地域文化的影响很大,也许新的资本积累和近代经济的发展,确实与海商的发扬关联紧密,而山西,却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内陆省份。  (许圣如、牛晓波整理)

  (来源:新华网 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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